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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就是那个怀抱水草坐在鲤鱼背上的婴孩。从金雀河里打捞起箩筐的渔民封老四，解放后活了很多年，是他在马桥镇的孤儿院指认了我父亲。事隔多年，他无法从面孔上辨认那个神奇的婴孩，辨认的依据是男孩们屁股上的胎记。当时孤儿院有七个年龄相仿的男孩，育婴员把他们带到太阳地里，让他们都扒下裤子，撅着屁股，以便封老四明眼察看。封老四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在男孩们的屁股前走来走去，他先淘汰了四个无关的屁股，留下三个，仔细地鉴别那三个小屁股上的青色胎记，他的手始终卖着关子，高举不落，举得周围的旁观者都紧张起来，育婴员从各自的感情出发，七嘴八舌地叫起来，左边，右边！拍左边的！拍右边的！最后封老四的手终于落下来，啪的一声，不是左边的，也不是右边的，他拍了中间一只小屁股，那是最小最瘦也最黑的屁股。封老四说，是这个，胎记最像一条鱼，就是他，一定是他！

育婴员们发出一片失望的嘘声。封老四拍的是我父亲的屁股。一拍定音。从此人们都知道了，马桥镇孤儿院里最脏最讨人嫌的男孩小轩，其实是烈士邓少香的儿子。

2.

我父亲曾经是邓少香烈士的儿子。

一块革命烈属的红牌子在我家门上挂了很多年，证明着我们一家光荣的血缘和显赫的门第。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夏天从地区派来了一个神秘的工作组，从夏天工作到秋天，我父亲的命运被他们一天一天地改写。这个工作组来头不小，他们此行的任务秘而不宣，油坊镇的领导班子只能配合，不能参与。四个工作组人员轮流与我父亲促膝谈心，谈的都是邓少香烈士光辉的一生，还有他作为烈士之子的过去和历史，父亲不敢探听虚实，他想入非非地揣测过他们的任务——考察干部，提拔干部，树标兵，立典型，抓特务，揪阶级敌人，他都想到了，独独没有猜到这其实是一个烈士遗孤鉴定小组。

他们驻扎在油坊镇，征用了水上巡逻队的一艘汽艇，来往于金雀河两岸的城镇乡村，其行踪有时公开有时保密。到了八月，工作组开始顶着炎夏酷暑访问河两岸的古稀老人，详细调查封老四尘封的个人履历。对于这个死去多年的人，老人们普遍残存了一个共同的记忆，他们向工作组反映，封老四年轻时做过河匪，后来金盆洗手，在河边搭了个棚屋捕鱼为生，再后来就捕到了那只著名的箩筐，救下了邓少香烈士的骨肉。这些情况工作组都清楚，所以没有什么价值，他们深入到马桥镇最偏僻的河湾村，寻访了封老四老家的族亲，河湾村的老人不知道为什么觉悟都很低，除了炫耀封老四神奇的渔网，谁也不愿意提及这个族人不光彩的往事，只有封老四的一个堂弟，小时候被封老四打瘸了一条腿，还记着仇，不给封老四护短，工作组从他嘴里得到了唯一重要的线索。那个堂弟说封老四风流成性，他的一生都是围着女人转，年轻时做河匪是为了女人，有船有枪，好跟金雀河上一个卖蒜头的风骚船娘厮混，后来他弃船上岸，也是为了女人。他看上了一个在岸边摘蚕豆的农家姑娘，人家姑娘在蚕豆地里把身子给了他，事后埋怨她的蚕豆快被人偷光了，他当场发誓看护她的蚕豆，不让人偷摘。封老四说到做到，他在蚕豆地边搭了个棚子住下来，没有人敢来偷摘姑娘的蚕豆了，可是，那姑娘自己也不来了，等到蚕豆掉了荚，他也没等到那农家姑娘。封老四后来干脆在河岸边住下，改行捕鱼，整天守着三张渔网。堂弟说他一边捕鱼一边捕人，他长相英俊性格剽悍，讨女人欢心，金雀河两岸的风骚女人，像鱼一样往他那里游，他捕到的女人，比渔网里的鱼还多，不知道是哪一个女人，把罕见的花柳病传染给他，彻底摧毁了封老四风流的裤裆，最终也送了他的命。听得出来，那个河湾村堂弟对封老四私生活的描述是添油加醋的，带着明显的主观情绪。工作组里有女同志，听得厌恶，急忙打断他的话，请他揭秘封老四一生最大的疑云，封老四为什么会死在精神病院里？他什么时候得了精神病？堂弟的回答石破天惊，他哪儿有什么精神病？怪他得了那脏病，烂脸烂手烂鸡巴，见不得人了，他是让油坊镇的库书记关进去的！堂弟手指油坊镇的方向说，库书记派了好多民兵来河湾村呀，把他带到拖拉机上，骗他说去医院看病的，谁想得到呢，最后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八月里金雀河两岸悄悄流传着我父亲和一个死人之间阴森恐怖的故事。我和母亲还蒙在鼓里，甚至我父亲也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宣传科长赵春堂把一份批判稿直接送到了综合大楼的广播室里，我母亲拿过稿子一看，纸上虽有工作组的大红印章，稿子的内容却让她产生了疑问，批判封老四呀？为什么要批判这个人，一个普通群众，有什么可批的？人家死了好多年啦。赵春堂严肃地告诉我母亲，封老四的问题已经水落石出，他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我母亲第一次听说这个深奥的名词，她问赵春堂，什么叫阶级异己分子？赵春堂语焉不详，说，工作组以后会解释的，反正阶级异己分子是社会的毒瘤，人死了，阴魂不散，流毒还在，工作组说要批封老四，不仅要在广播里批，以后还要开大会，大张旗鼓地批！我母亲是个组织纪律严明的人，她不再质疑什么，当场打开麦克风，用充满激情的声音朗读了批判稿。也就是这一天，我父亲听到了高音喇叭里蹊跷的大批判文章，母亲的声音并没有让他感到亲切，“封老四”这个久违的名字在油坊镇上空回荡，带着阵阵阴风，阶级异己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父亲在他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一种模糊而不祥的预感终于变得清晰起来，他一路奔跑着来到广播室，不顾一切地关掉了我母亲的麦克风，别念了，别念了，你知道你在批谁呢？我母亲说，批封老四呀，工作组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你知道什么叫阶级异己分子吗？父亲脸色煞白，指着母亲说，你糊涂透顶，封老四他算什么阶级异己分子？这是隔山打牛，隔山打牛啊！批封老四，就是批我库文轩，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就等于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我父亲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他企图挽回局面，八月里他频频外出，去县城和地区找关系，他也向工作组发出过邀请，请他们到我们家来做客，可惜遭到了拒绝。一切都无济于事了。父亲的历史像一块布满荆棘和沼泽的土地，悬疑丛生，工作组在这片土地上挖地三尺，快刀斩乱麻，努力发掘所有的矿藏。进入九月，神秘的鉴定工作告一段落了，尽管《鉴定报告》属于机密，不得外传，但油坊镇的人们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工作组中有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小夏，他对历史知识活学活用，敢于发挥，敢于想象，他怀疑封老四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段，蒙骗组织，让自己的私生子冒充了女烈士的后代。小夏的推测不免过于大胆，话一出口，其他小组成员都倒吸一口凉气，谁也不敢轻易反对，也不敢贸贸然地赞同，工作组组长老杨出于慎重的考虑，建议小夏保留个人意见。小夏的意见最后是否留在《鉴定报告》的“备注”栏里，不得而知，但那个惊人的观点还是在油坊镇悄悄地流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