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莉

这天下午，刘跃进穿着另一个人的衣服，装扮成另一个人，蹲在十字街头转角处卖煮玉米。另一个人刘跃进没有见过，严格告诉他，是个安徽人，高矮，胖瘦，脸上的黑，跟刘跃进差不多。其实模样有些差别也没啥，所有的装扮为了哄骗一个人，为了对应一张照片，无人能分清照片上一个卖玉米的和另一个卖玉米者的细部；照片上，这个卖玉米的全身，只有豆粒大小，大体差不多就行了。何况，在这出戏里，这个卖玉米的并不是主角；主角是卖白薯的，和挨着卖白薯的那个卖羊肉串的。严格的老婆瞿莉如来现场调查，盘问他们的可能性最大。卖玉米的只是照猫画虎，以防万一。刘跃进平生第一次装扮别人，为了装扮这个人，严格付给刘跃进五百块钱。刘跃进接过钱，马上入了戏，他问严格：

“你说那人是安徽人，我是河南人，一张口，说话穿帮了咋办？”

严格一愣，觉得刘跃进说得有道理，这一点他没想到；再一想，觉得刘跃进说得没道理。人在照片上不会说话，这人是安徽人只有严格知道；待戏开场，瞿莉并不知道这人的来历；严格又松了一口气，对刘跃进说：

“你该说河南话，还说河南话，关键是不要紧张。”

又交代：

“不是主角，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老婆像黄鼠狼，有时候专咬病鸭子；不然我也不会把安徽人换下来。”

刘跃进点点头，撇下安徽人，又问另一个问题，指指报纸上的图片，又戳戳报纸背后：

“给人找这么大麻烦，照相的图啥呢？钱？”

严格叹口气：

“钱后头，藏着一个字：恨。恨别人比自个儿过得好。”

刘跃进点点头，明白了。图片的远景，有一新盖的综合商城；严格指着商城的楼顶：

“该在这儿埋个狙击手，‘嘣’的一声，他脑袋就没了。”

刘跃进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任保良提出的问题一样，严格这么大的老板，出了这事，咋就不能敢做敢当呢？与一女的好了，还就好了；老婆知道了，也就知道了；和老婆离婚，跟那个唱歌的结婚不就完了？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干吗还费这么大的劲，把生活重演一遍，去瞒哄老婆呢？在这一点上，严格还不如河南洛水“太平洋酿造公司”那个造假酒的李更生。李更生抢了刘跃进的老婆，倒是敢作敢为。但这话刘跃进没敢问，只是想着各人有各人的难处；这么大老板，原来也为老婆的事犯愁。由此，刘跃进对严格产生了一丝同情。或者，两人有些同病相怜。说是同病也不对，但在害怕揭开世界的真相上，两人倒是相同的。

严格交代刘跃进不要紧张，待穿上那安徽人的衣服，刘跃进倒没感到紧张，只是感到不舒服。不舒服不是不舒服装扮另一个人，而是这安徽人的衣服有味儿。一眼就能看出，这身衣服是从夜市的地摊上买的二手货；这身衣服，也不知经了几茬儿人；有些馊，又有些狐臭。不知是哪茬儿人，在这衣服上留下的痕迹。衣服虽有味，但这安徽人的玉米却煮得不错。一个大钢精锅，坐在一蜂窝煤炉子上；刘跃进一出摊，马上有人来买。而且能看出，都是回头客。可见卖一玉米，也能卖出名堂。刘跃进又佩服这安徽人。严格说这人胆小，一说话就哆嗦；刘跃进却觉得，这个哆嗦的人，做事倒认真。刘跃进想着，待哪天自个儿跟任保良闹翻了，也来卖玉米。刘跃进接手摊子时，严格交代得很清楚：

“安徽人怎么卖，你就怎么卖，一切不要改样。”

但刘跃进接手之后，马上改了样。别的样子他没改，只是改了玉米的价钱。煮好的甜玉米按穗卖，过去安徽人一穗玉米卖一块钱，刘跃进接手之后，马上改成了一块一。刘跃进把在菜市场买菜的经验，移植到了卖玉米上。一穗多出一毛钱，一百穗就多出十块钱；不能替安徽人白忙活。有顾客掏钱时问：

“不是一块吗？今儿咋改一块一了？”

刘跃进：

“昨儿怀柔下了一场冰雹，地里的玉米全砸坏了，可不就一块一了？”

人打量刘跃进：

“咋改人了？”

刘跃进：

“我弟昨儿晚喝大了，我是他表哥。”

但刘跃进埋头卖了仨钟头玉米，严格的老婆瞿莉还没露面，还没来调查。看看天色，今天是不会来了。来不来，刘跃进倒不在意；五百块钱的演出费已经挣到手了，锅里的玉米卖出一半，也有五六块钱的赚头；如果明天再演，明天再收演出费，明天再接着赚玉米的差价；就这么天天演下去，刘跃进还发了呢。但刘跃进的梦想马上破灭了。刘跃进正浮想联翩，一辆“奔驰”缓缓开来，停在路边；从车里下来一胖女人。车的另一侧，下来严格。刘跃进知道，锣鼓点敲响了，大幕拉开了，戏开场了。严格的老婆胖虽胖，但能看出，年轻的时候并不胖；现在虽然身子走了形，脸也走了形，但仍有八分颜色。她左手牵着一条狗，右手握着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就是刘跃进看过的登着女歌星和严格的报纸。刘跃进抖了抖精神，做好了上台的准备。

瞿莉下午四点从上海飞到北京。本来两点该到，但上海有雷阵雨，飞机晚起飞俩钟头。瞿莉到上海是走娘家。本来她与娘家关系不好。瞿莉小时，与父亲关系好，与母亲关系不好；母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她；瞿莉有一妹妹，母亲对妹妹却不一样，骂是骂过，从无动过手；可见脾气也分对谁。家里分成两党：父党与母党。但父党弱，家里是母党的天下。上海人恋家，但瞿莉考大学，毅然考到北京，就是为了摆脱上海的母党。瞿莉与严格结婚第二年，瞿莉的父亲死了；瞿莉从此不再回上海。回上海，也不回娘家。但近一年来，瞿莉开始走娘家，有时一月一走；连严格也不知道这变化从何而来，是瞿莉变了，还是她母亲变了。但不管是谁，严格并不反对这变化；因瞿莉一走，北京就成了严格的天下，严格就可以放心约会女歌星和其他女人了。但严格不知道的是，瞿莉回上海，并不是为了走娘家，而是为了看心理医生。瞿莉认为自己得了重度忧郁症，只是背着严格没说。瞿莉与严格结婚十二年了。头五年，日子穷，两人老闹别扭；那时瞿莉还文静，与文静的人闹别扭，皆是冷战。五年后，日子富了，瞿莉变胖了，两人再闹，开始大吵大闹。大吵大闹五年，又不闹了，又开始冷战。这时的冷战，就不同于过去的冷战。冷战中，瞿莉突然发现自己有病。有病不在身体，在心，似总在担心什么。既担心严格变心，每天睡觉前，都偷偷到厕所检查严格的内裤；又担心自己；似又不是担心他们两人，而是担心整个世界。周围一发生变化，哪怕门口钉皮鞋的换了，或国家领导人变了，本来与她毫不相干，她都觉得世界乱了，全体不对劲。明显是忧郁症了。别人得忧郁症，应该睡不着觉，应该憔悴和瘦，瞿莉倒天天睡不够，越吃越胖。一烦心，就吃汉堡包。直到吃撑吃累，倒头便睡着了。于是就看心理医生。北京也有心理医生，但上海人心眼儿小，得忧郁症的更多，所以上海的心理医生，又比北京高明；瞿莉还有一个想法，这忧郁症虽得在现在，说不定和童年也有关系，和母亲也有关系，在上海就地就医，也接地气；于是一个月一趟，飞上海看医生。别人看心理医生解开了心结，瞿莉越看心理医生，心结结得越大。给瞿莉看心理的医生是个男的，浙江奉化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三十多岁，也说浙江官话；但他没胡子，发型、手指的舞动，像个同性恋。但他看别人心理，倒是入木三分；一桩桩一件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说得头头是道。但他一开始也没说中，也是针对现象说现象，直到半年之后，盘问出瞿莉与严格结婚十二年，流过三次产，一个孩子也没保住，一切才豁然开朗。这蒋介石的小老乡，跷着兰花指，微微点头，用浙江官话说，这就对了，一切根源都在流产；和她的童年和母亲倒没关系。她担心的不是严格，也不是自己，也不是整个世界，而是孩子。检查严格的裤头，是怕他跟别人生孩子；又开始与严格冷战，做一个头发，却与周边的美发店吵了个遍，是在往外推卸责任；越吃越胖，是破罐子破摔。更进一步，根子也不在孩子，而是怕自己没有孩子，将来的家产落到谁手里。换句话说，是钱。原因找到了，医生豁然开朗了，瞿莉本也该开朗，但她没开朗，反倒更忧郁了。因为这根源她无法解决。本来对世界还没有那么担心，现在反倒更加担心了。本来担心的是整个世界，经过医生的指点，倒渐渐落到了严格一个人身上。严格在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她都比以前留意。她也知道这种担心和留意会使事情适得其反，也许她要的就是适得其反；想用适得其反，用爆发，用一个恶劣的最坏的结果，用杀人，用血流成河，来证明错不在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对方和世界身上。过去担心严格在外边有人，现在严格在外边没人，她倒不放心；也许，严格在外边搞得越多越好；越多，越能让她的愿望早日实现。她这次去上海，本不是为看病，就是一个习惯；昨天，她北京的一个闺中密友，打电话告诉她，严格与女歌星的照片上了报纸。这闺中密友也是个富人的老婆，大胖子，密友感慨之下，有些兴奋，又让瞿莉看清了这密友的真面目。也是时刻盼着身边朋友倒霉的人。也是心里有病。但闺中密友不知道的是，瞿莉听到这消息，并没有沮丧，而是像密友一样兴奋；就像战马闻到了战场和血的气息，浑身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但她在电话里，又故作沮丧的样子，也让闺中密友上了一当。可她准备引而不发，她要消受这苦胆和毒汁；火山积得越久，喷发出的火焰越壮观。她从首都机场下了飞机，严格来接她，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她知道严格是在欲盖弥彰，抢占这事的先机。待上了车，瞿莉抱上狗，严格打开报纸，让她看照片，接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