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刘跃进

刘跃进的头被打破了。像前几天来工地要账的韩胜利一样,头上缠着绷带,外边戴一冒牌棒球帽。如是平日挨打,刘跃进不会拉倒;如是别人打的,刘跃进也不会拉倒;打破他头的人,是曹哥鸭棚的人;但这两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跃进得赶紧找包,也就顾不上头,没工夫与打他的人纠缠。

那天韩胜利带他去了鸭棚,托曹哥找包。离开鸭棚,韩胜利与他约好,第二天晚上,两人再来鸭棚听信儿。到了第二天下午,刘跃进动了个心眼,想甩开韩胜利,一人去听信儿。他已经见识了曹哥的威风,他知道曹哥出面,这包肯定能找着。在刘跃进和曹哥之间,韩胜利只是一个牵线的人;现在线头接上了,韩胜利也就没用了。何况曹哥也有白内障,十步之外,一片模糊,刘跃进见到他,像见到了舅舅。那天韩胜利把话说错了,曹哥已经生气了;付定金的时候,刘跃进口袋里的钱不够,光头崔哥不干,曹哥还替他说了好话。如曹哥把包找着了,有韩胜利在,按事先说的,当场就得还韩胜利钱,还有六万块钱的提成。但包里的钱,刘跃进还另有用处。儿子刘鹏举又来电话,说三天到了,因交不上学费,他已经被学校赶出来了。不管这话的真假,听他的口气,火燎屁股,这钱是不能再拖了。还有找包的定金,光头崔哥说要一千,当时被曹哥挡住了;现在钱找着了,他不知光头崔哥那里会不会再出岔子。包丢了,觉得为找包付韩胜利钱是对的;包找到了,又觉得付他钱有些冤。不是欠钱不还,是这钱可以再拖一拖。于是没等到第二天晚上,第二天下午,一个人来到鸭棚。

这回棚里没有杀鸭子,棚里有一帮人,在陪着曹哥搓麻将。那个杀鸭子的小胖子洪亮,在提着茶壶侍候牌局。曹哥干别的事认真,打麻将也认真,于是桌上的人都认真。曹哥摸张牌要凑到眼上看,出牌慢,带得众人都慢。慢也叫认真。牌桌上并无废话。桌上乱七八糟扔着些钱。刘跃进看人正忙着,又皆认真,没敢进去打搅,就在门口候着。待一局下来,桌上响起“呼啦”“呼啦”的洗牌声,刘跃进才扒着门框喊:

“曹哥。”

曹哥从牌桌上仰起脸,往门口看;看不清是谁,对刘跃进的声音更不熟,问:

“谁呀?”

刘跃进:

“昨天跟胜利来的,丢包那人。”

蹭进门来。曹哥突然想了起来:

“噢,那事呀,对不住你兄弟,那人没找着。”

刘跃进满怀信心而来,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幸亏手把着门框,才没跌到地上。一个包没找着,对曹哥他们算不得什么;但对刘跃进,却是晴天霹雳,把脑袋都炸晕了。晕间,还在那里思摸。思摸间,忘了说话的场合,只是照着自己的思路在说:

“那人是你的人,咋会找不着呢?”

刘跃进说出这话,曹哥就有些不高兴,就像昨天韩胜利说街上的贼都是曹哥的人,曹哥有些不高兴一样;但曹哥没说什么,只是皱了皱眉。光头崔哥见曹哥不高兴,朝刘跃进喝道:

“你脑子有病啊,他腿上长着脚,咋一准会找着呢?”

刘跃进脑子里一片空白,仍照着自己的思路说:

“那我昨儿的定金,不是白交了?”

突然想起什么,对棚里说:

“别是找着了,你们昧起来了吧?”

又说:

“昧钱事小,包里的东西,还我呀。”

曹哥见刘跃进这么不懂事,叹了口气;对刘跃进仍没说啥,对牌桌上的人说:

“我又犯了个错。”

牌桌上的人见曹哥这么说,有些不解,也有些紧张。曹哥接着说:

“孔子说过,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这话桌上的人没听懂,有些睖睁。曹哥又说:

“从今往后,我不帮人了,帮人就是得罪人。”

这话大家听懂了。懂与不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哥开始检讨自己,就证明曹哥彻底生气了。曹哥一生气,从来不怪别人,只检讨自己。这是曹哥跟别人的区别。光头崔哥见气着了曹哥,从桌前蹿起,冲到门口,照刘跃进踹了一脚:

“妈拉个×,会不会说话?”

这一脚踹到刘跃进心窝上,刘跃进猝不及防,后仰身,直挺挺倒在地上;鸭棚门口,摞着一筐筐鸭毛;刘跃进倒时,把鸭毛筐也带翻了,鸭毛在鸭棚里,飞了个满天。平日这么踹刘跃进,刘跃进不敢对光头崔哥这样的人计较,踹了也就踹了;现在包、包里的钱和欠条,统统无望了,刘跃进就失去了理智;本来他胆子没这么大,现在也顾不得了;从鸭毛堆里爬起来,没理光头崔哥,抄起案上一把杀鸭刀,往前又蹿了一步,晃着对众人:

“我倾家荡产了,知道不知道?”

牌桌上的人,都愣在那里。愣在那里不是怕刘跃进手里的刀,他们整天杀鸭子,或跟人火并,都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而是惊奇刘跃进的反应和态度。曹哥皱了皱眉,推开麻将,出鸭棚走了。光头崔哥见刘跃进搅了牌局和曹哥的心情,又要上去踹刘跃进;但没等光头崔哥上手,牌桌上另一大胖子,捷足先登,先一脚将刘跃进手里的刀踢掉,又一脚踢在刘跃进小腹上;看他胖,身子竟灵活,踢的是连环脚;连吃两脚,刘跃进的身子先被踢到空中,又落在杀鸭子的案前;身子前冲,头一下磕在案角上,登时就出了血。脑袋一出血,倒让刘跃进清醒了,蜷在地上,不敢再说什么;想想又委屈,捂着脸,“呜呜”哭起来。

刘跃进从曹哥鸭棚回到工地食堂,用绷带把脑袋缠上了。好在磕的口子不大,缠上绷带,血倒是止住了。躺在床上,一夜没睡。包丢了就够倒霉的,没想到又挨了一顿打。挨打该去报仇,可丢了的包,又比挨打事大;时间拖得越长,这包越不好找;又暂时顾不得报仇,还得先找包。可这包接着怎么找,他又犯了愁。警察指不上,曹哥指不上,韩胜利这样的人也是白找,条条道都堵死了,可谓山穷水尽;到了窗户上发亮,刘跃进做出一个新的决定:既然别人都指不上,只好指自己了;别人不帮自己找贼,只好自个儿上街找贼。

第二天一早,刘跃进向包工头任保良请了三天假。但他没说自己丢包的事。一是怕任保良笑话,二是这事从头至尾说起来,两句三句也说不清楚。只说自己在街上被人打了,要去医院看伤。任保良一开始不信,但看刘跃进的头,绷带上浸着血;张张嘴,倒没说什么。刘跃进戴上一棒球帽,骑一自行车上了街。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自己丢包的邮局门口。邮局转角邮筒前,那个五十多岁的河南老头,仍在拉着弦子唱曲儿。不过不再唱河南坠子,又改回流行歌曲;不再唱《王二姐思夫》,又改回《爱的奉献》。刘跃进倒没心思跟他计较这个,从丢包那天起,他就盼着偷包那贼,又回到邮局门口;于是每天给河南老头两块钱,让他替他盯着。也是昨天刚挨了打,看老头又闭着眼睛,在拼命唱《爱的奉献》,跟没事人似的,刘跃进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又喝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