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次谈话（第2/4页）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么尖锐的问题，只能强词夺理：“我不会逢场作戏，而且喜欢谁并不等于就要怎么样。”

薛宇的声调有点激动了：“你还要怎么样？要是你喜欢上别人，我会自动走开，可你如果喜欢他，那我不能不告诉你，这已经不是什么儿女情长的事了，这是政治问题。你前几天还说要犯一回错误给我看，我当你是气话，没料到你说到做到。对别的人你要怎么喜欢就怎么喜欢，我无权干涉。可对他，你要掂量掂量后果！”

我知道薛宇说的对，可我当时的心情，很难接受他的这种居高临下威胁教训的口气，我赌着气地说：

“我就爱上他了，你说什么后果！”

我更清晰地听到了薛宇起伏沉重的呼吸：“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你爱上他就是叛变！”

薛宇这一枪把我打哑了，我羞恨交加，欲哭无泪！我砰地一下把电话给扣了。

四周一下子静下来。这是个星期天，处里大多数人不上班，队里的人大概也都跟队长上美高夜总会踩点儿去了。天好像不那么情愿地暗下来，屋里的桌椅柜子，默默保留着模糊的轮廓。只有两扇不大的窗子还灰灰地亮着，好像两只混浊不清的猫眼，懒洋洋地与人冷眼相对。

我坐在电话机前一动不动，心里感觉被什么东西给掏空了，心情也败坏到了极点。我脑子里反复滚动着薛宇刚才的话：“叛变叛变叛变叛变……”我又想到伍队长，无论是碰上了好事还是坏事，我都会马上想到伍队长，猜测着他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反应。我还想起了纪春雷，我想老纪真算是忠心忠职、舍身取义了，他有妻有女招谁惹谁了把命搭上，这世界上人死了没有鬼魂吧，我和潘小伟亲嘴对得起他吗？老纪尸骨未寒！一想老纪我甚至觉得无地自容。

我还想了我妈和我死去的爸爸，虽然我嘴上不承认可我心里明白，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从边远的小县城里走出来的一个土匪的后代，能上了大学分到北京我应该知足应该珍惜不能胡来。

电话又响了，尖锐的铃声吓人一跳，我知道天已很晚。

还是薛宇，他在电话里粗粗地叹气，然后说：“月月，你别这样，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可你知道你这气话真吓着我了，我真怕你一时糊涂啊。”我说：“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说：“月月，我为什么总也了解不透你，老天给了你这么漂亮的一张脸，可又给了你这么冰冷善变的一颗心，我总幻想，你要不这样，那该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啊。”

薛宇的话让我全身发软，我知道自己是太不理智太轻浮了，潘小伟这种人这种事其实也就是一阵风来去无踪，怎能认真怎能动情。可我这时一想起了潘小伟，他那张白白的脸在我眼前怎么也挥不走，赶不动。我拿着电话的手有点哆嗦，我哽咽了一句：

“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心里乱透了。”

薛宇好像明白了什么，他良久地沉默，听我啜泣，最后他说：“好吧月月，那你好自为之吧。我知道感情这东西有时候说不清。不过一个人总要忠于自己的职业和组织，这也是人的基本道德，我希望你的情绪别影响眼前的工作。”

我不哭了，我说：“这你放心，我还不至于那么不冷静，我不会对不起大家的。”

这一天是五月二十三日，是潘氏家族与天龙帮约定的和谈日期的前两天。接下来是五月二十四日，各方面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这一天表面上平静无事地度过。

二十五日上午，发生了一件事。亚洲大酒店财务部把电话打到我们办公室，询问这儿是不是平安旅行社。电话是刘保华接的，他回答说没错正是平安旅行社。来电话的人说你们接待的904房的客人在饭店的各项消费已经累计超过两万元，按饭店的规定需要结一次账。刘保华请示队长后，去亚洲大酒店找财务部的结账处要了一份904房的账单，说核对完了再付账。账单拿回来给伍队长看了一遍，伍队长当即跑到处长的办公室来了，一进门他就对处长说：

“你看吧，这是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这几天的账单。”

处长一看队长的脸色，似乎意识到有什么不妙，他问：“有问题吗？”

账单是用电脑打出来的，记录得极为详尽。队长指着其中一项给处长看：“你看这一笔，是在商务中心打国际长途电话发生的费用，是签单记账的。”

处长好像也明白了什么：“商务中心？”

队长说：“是打给香港的，日期是五月十一号，时间是下午一点二十五分，也就是说，是潘小伟住进亚洲大酒店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打的。”

处长也觉得意外，当然他一时还无法断定这件事的性质，但伍队长却对潘小伟倍感怀疑了。“关键是他到现在还一直隐瞒这件事，我们以为他从搬进‘亚洲’以后就没有对外联系过，其实他早就和他家里联系上了，说不定这些天他们一直用什么方法保持着这个联系。他到底哪句话是真的我看现在都得重新琢磨一下了。”

处长说：“你的意见呢，怎么办？”

队长说：“我想，现在必须马上去亚洲大酒店找潘小伟，好好攻攻他，也许能搞出点新情况来。”

处长摇摇头，“别把他当孩子，他不会说的。”

队长果断地说：“除非他说出点什么，否则我就告诉他取消今天晚上的计划。”

处长说：“取消计划对他们固然不利，可对我们也没好处，今天晚上很可能是我们拿回这把提琴的唯一机会了，别搞得功败垂成。”

队长说：“我们可以把计划推迟，至少推迟一天。”

处长看表，说：“怎么也来不及了，现在离取琴不过还有七八个小时，就算你现在能联系上潘小伟，潘大伟也未必能找到冯世民，这个计划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处长认为大问题不会有，因为接头地点毕竟是在大陆，是我们完全可以控制的地盘。而且潘小伟又在我们手里，如果潘家万一滑头不把琴拿出来，于我无损，而他们自己就难以收场了。队长想想也是，但是他更进一步地建议：

“还有一个办法，等潘小伟一拿到琴，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提前收回来，以防万一。我们没有必要对潘大伟守信用。如果潘小伟拿不到琴，就立即拘留他，琴在潘家，我们有和潘大伟的电话录音做证据，完全可以向潘家公开追缴！”

处长还是摇头：“不行，局里刚刚转来香港警方的请求，希望我们在潘小伟将琴交给冯世民后，就以非法持有国家文物为名拘留冯世民，然后把他转给香港警署处理。部里要求我们满足港警的这个请求。所以，只要潘小伟拿到琴，美高夜总会献宝和谈这出戏，还非得唱一遍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