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次谈话（第3/3页）

老同志高深莫测地笑了一下：“那你就这么乖乖地跟他走吗？你也真够胆大的。”

我说：“他们好几个人，腰里都有家伙。”

海岩：你是不是要告诉他们，你是被潘小伟绑架走的。

吕月月：我只能这么说，海岩。我也是为生存。我想潘小伟活着的时候，也是允许我万一被抓回去就这样说的。

海岩：你这样说他们相信吗？

吕月月：他们又问：“你们待在承德、上海，一直到广东，这么多天你都没抽出机会和家里联系吗？”

我说：“他们看得太紧了，潘小伟寸步不离。”

老同志突然问：“他们干吗要绑架你，你自己分析过吗？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我说：“大概是想扣个人质吧，我是警察，又是女的。”

海岩：不过，你这样解释，连我这个没搞过公安的人听了都觉得有点牵强，那些老公安会相信吗？

吕月月：也许不会信，可我又能解释出什么呢。我想，他们信不信都没法定我什么罪名。说得残酷一点，潘小伟死了，他哥哥死了，能作为证人的所有人都死了，我说得合理不合理，他们都无法推翻。

海岩：他们这样提问你，我看和审查叛徒差不多了，你有没有做点儿戏表示一下愤慨和委屈呢？

吕月月：……没有。后来他们可能是出于政策的需要，对我做了些同样牵强的解释，说主要是为了搞清潘氏家族绑架我的动机目的，希望我能正确理解等等。

谈完话以后，我松了口气，队长送我回来，我们出了市局大楼往停车场走。夜里下了大雨，地上积了一洼一洼的水，此时劲雨虽过，但仍有细线般的雨丝，匆匆地栽种在水洼里，化出无数此隐彼现的圆圈，天色依然晦暗得如同夜幕降临。我们的肩头很快被雨水打湿，但队长若有所思并不急行。他一路沉默，使我有点心慌，我对他说：

“队长，那天，我本来是准备到隆福大厦给冬冬买小提琴的，我答应过他，可我没有来得及。”

队长没看我，说：“啊，不用了，我已经给他买了。”

我说：“队长，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教诲了，我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队长站住了，站在雨中看我，他的目光深奥得令人生畏，他猝不及防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

“我想弄明白，月月，你既然已经跟了他，为什么又要打那个电话？”

我心跳加剧：“什么电话？”

“就是那天半夜你从三水镇打到北京的那个电话。”

我愣了半天才脱口说：“那，那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在最后一刻觉悟的呢？”

伍队长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他几乎是直截了当地暗示了我出走的性质，冷冷的、不动声色地把我的那层幻想的薄纸，一下捅破了。

雨丝飘在脸上，木然无觉，仓促中我心存侥幸，装作浑然不知地答道：

“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在三水镇的那个晚上，他们对我看得松了，我才……”

“月月，”队长没让我说完，“我知道，你特别聪明，这我都知道。但你别忘了，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你蒙得了我一时蒙不了我一世。”

我不知不觉几乎发出了哀求的声音：“队长……”

“你怕什么？你很清楚能证明你的问题的人都不可能再讲话了，你还怕什么？你怕我吗？”

我把头低下，低下头回避开伍队长锐利的注视，我流了泪，不回答。

队长替我回答，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替我回答：

“你觉得有利可图所以你跟他去了，不惜抛弃你的母亲和你的组织，抛弃关心你帮助你的所有人。后来你觉得无利了，或者他得罪了你，或者你想家了，所以你又出卖了他！”

我双手掩面，双肩抽动，“队长，别这样说我，别这样说我！”

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粉粹，并且伴随着难忍的疼痛，我流着泪企盼着队长能给我一句原谅的话，哪怕仅仅是一个温和的脸色，但是他没有，他抛下我转身走向汽车，带着极大的厌恶，低声说了句：

“你太可怕了！”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把车发动起来，我站在雨里痛哭失声。汽车从我身边粗暴地开过，把地上的脏水溅了我一头一脸，不加任何犹豫和停顿地扬长而去。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已身败名裂。

我徒步走回处里，浑身淋得湿透。我想他们一定会开始审查我处理我了。但后来没有。

当然，也没有人再为我请命呼吁嘉奖。

一个星期以后，上级决定授予小提琴案侦破组集体三等功，这是我吃午饭时从食堂卖饭票的管理员口中得知的。他说，吕月月，今天他们都开授奖大会去了，没通知你去吗？

…………

我决定辞职。

辞职报告写得很简短。我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各方面的关心帮助，表示自己目前的能力和身体都已不再适应公安工作。这个报告队里和处里很快就批了，大家心照不宣。我交出了警服、警徽、办公室和文件柜以及集体宿舍的钥匙，以及一切应当交出的东西。没有欢送会，我也没和任何人道别，就在这个我原以为会在此战斗一生的机关里，悄悄地消失了。

我放在宿舍里的行李是刘保华帮我拿回地安门的。他对我说月月你最好能去和薛宇打个招呼道个别，我昨天又看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地哭了。

我说好吧我会去的，但我没去。

这个小提琴的故事，和我的故事，都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