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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老人家也许正赤着膊在地下几十米或更深的地方很不环保地挖着煤，那地方既肮脏又危险而且随时面临取缔。我现在所用的每一分钱，都沾着他手上的煤灰和汗（幸好还没有血）。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乞求老天爷让时间过快一点，让我早点再早一点完成学业，让我在父亲遭遇矿难之前，将他从那里拯救出来。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贫穷不是大家不注重环保的理由。但贫穷如果不得到治理甚至根除，那环保只能是镜花水月海市蜃楼。不是农民愚昧得懂不起享受新鲜的空气和干净的水还有美丽的风景，而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暂时没有那个能力和心态去关注那些东西。对他们简单粗暴的指责是无用的。

我就说这些，感谢主席、评委和保安先生让我把话说完。如果大家在离开时将手中的易拉罐和矿泉水瓶放在桌上的话，就更感谢了！

新闻线人施大川

施大川来红花堰之前在乡里当过通讯员，常在县报的中缝和报尾发表百字文，挣个2到5元不等的稿费。这些钱他从不去取，只将汇款单和剪报贴在一起，装订成一个本，宝贝似的藏着。每有空闲，便会拿出来翻一翻，一脸幸福的样子。搞得同住的老乡以为是一本黄色小说，隔三岔五想偷去看。

施大川不会做生意也不屑到餐厅洗碗当小工，因为他觉得那样有失身份。毕竟自己还算是发表过文章的，哪能跟那些叫不出名堂的傻小子一个样啊！

直到他在红花堰碰到一个写过诗并出版了两本诗集的诗人正在帮人算账，他才开始反思自己的求职要求是不是太高的问题，他的委屈感和怀才不遇感才稍稍弱了些。这时，正好同住的一位云南人需要推销二胡，管吃饭，卖一个提成5元。施大川想这工作多少也有点文化味，于是决定去卖二胡。

他背着一堆二胡拉着当年在乡下学会的小调走街串巷，他发现城里人别说买二胡，就是愿意听二胡声音的人也越来越少。三天下来，除了脚上的几个水泡之外他一无所获。

就在他沮丧地在河边挑水泡的时候，他看到一位当年到他们乡上来讲过文学课的作家老师从他面前走过。那老师当然认不得他，以为扑过来的他想要强卖二胡给他。他费力地解释，老师才称回忆起有这么一回事，于是寒暄两句，扔下一张名片，说你平时常在社会上转悠，有什么新闻一定要通知我，老师现在不当作家当记者了。

施大川拿着那张精致的名片，恍恍惚惚觉得自己的人生转折点就要来了。从第二天起，他便把二胡甩给云南人，开始吃新闻饭去了。

他向他的作家老师提供的第一条新闻线索，便是离他驻地不远的一家米粉店往粉里掺吊白块，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事太不仗义了。这条新闻很快见报，得线索费60元，相当于卖12支二胡，可以供他生活10天。之后，他又向老师透露了一群外地人强迫小女孩上街卖花的事。这事又挣来了200元钱。报社做了一个既悲情又伤感的专题报道。之后，他又揭露了他的邻居——一个骑车上下班的“瘫痪”乞丐，报社派了三个摄影记者拍下了他装乞丐的全部过程和细节。此稿据说获了什么新闻奖，他也破天荒地得到了500元线索费。

当然，他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他看见城管队员在打一个小贩，他觉得是新闻，急急忙忙打电话给老师，老师说这不算新闻。他于是白白损失4毛电话费。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开宝马的人打一个骑车人，他报料，也损失了4毛钱。此后，凡遇上这样的事，他就不报了。

这以后，他先后又报过假发票贩子，偷窨井盖的团伙。除此之外，他也报过一些流浪狗被人砍伤、消防队员搭救小猫等新闻。每条新闻都剪下来装订成册，每篇稿子旁边都郑重其事地写着：稿费××元。

他在民工和外来人口密集的地方转悠着，以每天一到三条的线索往外提供着。他的客户，也由他的老师而发展到其他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为了工作方便，他还买了个“小灵通”，随时向新闻媒体提供线索。

据一位与他合作过的记者讲，施大川这小子很会来事，往往能摸准记者想要什么。有些新闻，如果现场错过了，还可以请他进行“新闻重放”。比如某家电视台就请他“演”过偷窨井盖的全过程，播出来之后，效果奇好。

据我所知，施大川绝不仅仅“演”过偷窨井盖的，他还“演”过半夜上街贴牛皮癣的外来人，写血书请求女朋友回心转意的民工，还曾经受某记者委托在宠物婚礼上当过主婚人。

随着业务的增加，施大川的演技和镜头感越来越好，每次都能很认真很投入地摆出令记者满意的Poss。照完之后，他还会更认真地提醒记者：记着蒙眼睛。

他说：可别三两下就穿帮了，我还指望着再演两年，供娃上大学呢。

冒充记者的女清洁工

艳姐是下岗工人，在一次“再就业”公益活动中被招进报社当清洁工。她姓什么或究竟是叫燕姐还是严姐，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有工夫去探究。在这家有300多名员工的城市晚报，除了那几个常把玉照发表在报纸显眼位置的体育、娱乐和气象美眉记者之外，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地劳作着，像一只只勤奋的工蚁。没有哪只工蚁有兴致和时间去了解另一只工蚁。

虽然没有人关注，她每天必须在上午和下午各打扫一次厕所，然后还要拖两次楼道，除此之外，她还必须在编辑和记者工作之前抹干净他们的桌子和电脑键盘，并将桌下的垃圾带走。这些工作相对于仅有1.58米的娇小个头来说确实显得沉重了些。而且，相对于她一个月300元的收入来说，则更显得有些不近情理。但艳姐却从未因此而懈怠。因为来报社之前，四十岁的她在劳务市场碰了太多壁，她说，300元虽然不多，但总能贴补儿子在学校里的伙食费。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个事做就知足了。我的好多同事，恨不能求别人来剥削自己呢。

正因为有如此的心理准备，艳姐的工作让报社唯一一个关注她的人——行管科长点头满意，说请这一个清洁工比以往请两个还管用。

艳姐虽然没有因此而涨一分钱的工资，但有了这句表扬，她显得很高兴，她比原来更认真更勤快也更欢快了。这让那些每个月挣四五千元钱还愁眉苦脸的编辑记者感到不可理喻。

活儿再多也有做完的时候，做完活的时候是艳姐最难受的时候，她本可以坐下来看取之不竭的报纸，但总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身份。她曾经还带过毛线偷偷地织，但在行管科长不经意地看到一次之后，便再没织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