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菊残霜枝 4

自从谭功达被解除职务之后，他那张大办公桌一直空着。姚佩佩不安地想到：如果钱大钧以新任代理县长的身份，搬到这里来办公，自己势必要与他朝夕相处，那可怎么办？她成天提心吊胆的，害怕钱大钧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望着她似笑非笑。不过事情过去两三个星期了，她说担心的事一直没有发生。姚佩佩倒是在楼道里遇见过他一回。他不知为何受了伤，头上缠着 一条白纱布，纱布上还隐隐地透出绛红的血迹。后来，她才听说，原来是叫谭功达用茶杯给砸的。

那天下午，钱大钧来办公室找谭功达谈话，没多久两个人就吵了起来。门房的老常说，那天下午，他正在院子里生煤炉，一听见楼上茶杯摔碎的声音，就知道大事不好。正想上楼看个究竟，忽见一只烟灰缸从窗口飞了出来。他跑到楼上，楼道里早已挤满了人。原来钱大钧和谭功达两人已经扭打到了楼道里。他看见钱大钧手按在额角上，指缝里往外滴着血；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青石镇纸，发了疯似的乱挥。别看他四十大几的人了，可毕竟是行伍出身，发起飙来，三两个小伙子都拦他不住，一直追到二楼，最后才被人死死拦住了。谭功达还在那儿乱踢乱蹬，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当年你在挺进中队，干出了那档子丑事，我真后悔当初没一枪崩了你！”

钱大钧也不答话，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赶忙去医务室包扎去了。老常说，他和另外几个人扶着谭县长，把他劝到办公室去的时候，看见白庭禹书记站在四楼栏杆扶手边悠闲地抽着烟。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讲，人影子一晃，随后就不见了。

随着谭功达的解职，姚佩佩觉得自己在县机关也渐渐地被人们遗忘。没有任何人向她下达任何指令，也没有人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来。她日复一日坐在桌前，托着脑袋，看着窗外发愣。那封

入党申请书她一直没写，杨福妹也不再催问。至于上调省里的事，也似乎没了音讯。在这个寂静的夏日，她成天昏昏欲睡，心里像长了毛。渐渐地，多年来一直积压在心中的一个念头终于沉渣泛起。

她想到了辞职。

可一旦自己辞了职，又能到哪里去呢？姑父刚当上副校长的时候，姚佩佩倒是动过一点心思，想央求姑父介绍她到梅城中学去教语文。自己读过不少书，缺的只是教书的经验而已，中学教不了的话，去小学教孩子们识几个字还是绰绰有余。没想到姑父那边又出了事。另外，他一想起姑父那份悔过书，就觉得这个人也很不可靠。

她每次骑车回家，都要经过以前在那儿卖筹子的梅城浴室。每次路过那儿，她总要莫名其妙地往那儿看一眼。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说不定哪天又要回到这里卖筹子了。看着浴室那斑驳的灰泥大门，看着大门拱顶上那个早已褪了色的水泥五角星，她觉得既虚幻，又踏实。可是忽然有一天，澡堂里传来了隆隆的机杼之声，一群白衣白帽的女工从门里进进出出。原来澡堂早已废弃不用，那儿新建了一家纺织厂。

难道自己真的要到海岛上去隐居？她眼前又浮现出谭功达那张脸来。其实，他如果不把衬衫的领子弄得脏兮兮的，不把纽扣扣错，剪裁一身合适的衣服，把身上弄干净，倒也挺像个人的。一想到谭功达，她的心里就恨得直痒痒！这个人仿佛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似的，一个多月来她没再听到他任何的消息，连电话也没有打过一个。这个人真是呆得可以！当年，他和白小娴要好的时候，出于本能的嫉妒，姚佩佩常常有意无意地挖苦他，说来也奇怪，只要一张嘴，那些怪话就会从她嘴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可当自己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甚至已经强迫自己认真地考虑万一谭功达与白小娴结了婚，自己应该送什么礼物合适时，他倒反而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逗她，发誓赌咒要跟她俩人到小岛上男耕女织。他的话说得那么决绝，那么露骨，害得姚佩佩睁着眼睛数着窗外的星星，一个晚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可他说完了，也就忘了。第二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谭功达离职那天，文件和碎纸片扔得满地都是，最后还得姚佩佩一个人替他收拾。在清理这些纸片的时候，她从地上拣到一个揉皱的白纸团，展开一看，却见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她数了数，一共有十三个“佩佩”，她认得出，那是谭功达的笔迹。在这张纸的下方，还列着几道奇怪的算式：

1961-1938=23

1938-1912=26

27-23=4。

这样的数字等式，她见过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既然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说不定这张纸条真的与自己有关。或许她还能从这些奇怪的数字中勘查出自己一心想要知道的某些隐秘。她把这张纸条偷偷地藏在裤子口袋里，像做贼似的带回了家中，一个人坐在灯下，皱着眉头，细细地推究起来。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数字和等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临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摆着的台历，心中突然漫过一阵惊喜：1961是年份，今年就是1961年。1938是自己的出生年份，23岁是自己的年龄。会不会，他是在计算我的年纪？

第二个算式也不难理解。她很容易就联想到，1912年这个数字或许是谭功达的出生之年，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是辛亥革命后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么26岁就代表两个人的年龄差。如果他担心两个人的年龄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里负担（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对自己阴晴不定的暧昧态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白小娴的年龄也并不比我大，他怎么就不担心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能当面问问他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算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关键是27这个数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往后一连好几天，她把所有的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加减乘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27这个答案。玩弄这个数字游戏，成了想像中她与谭功达维持联络的惟一途径。

她很多次试着给他家打电话，但每一次，电话里总是传来吹哨一般的嘀嘀声……她也曾想过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确切地址——只是隐隐约约听说信访办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当然，害羞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这么做。

最后她决定给谭功达写封信，可以托老徐带去。这封信她写了差不多一整天。写了撕，撕了再写，纸篓很快就满了。她不能把信写得太露骨，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遭到对方的回绝，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经过反复盘算，她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谭功达曾当她面说过一些让她心跳气喘的疯话，可她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态度。那张纸条上的数字除了表明他的忧虑之外，毕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