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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墙根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日本娘们儿，人已经饿得半死，但那两个奶却还鼓胀着。我是七吗吃的，是专干接生下奶的主儿，我三步两步过去就在女人身了下掏孩子，那娘们儿已经没有知觉，任着我翻腾。终于我从她的大袍底下捜出孩子来，一看是男孩儿，当下瑞在自己怀里。正要走，那娘们儿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腿，我说干吗你？她说那孩子是她的，她姓柴田。我说孩子是你的不错，你养得活吗？娘们儿就哗哗地掉眼泪，我说给你张恪饼吧，换你的孩子。那娘们儿没機，却从小包醒摸出赖着日本花儿的方巾让把孩子包了，又挣挣扎扎地给我磕了三个头。赶我抱着孩子走出难民营的时候，那个娘们儿已经断气，那块饼也没吃……

王太太得了孩子就立即出院，连着搬了好几回家，最后搬得连我也找不着他们了。不久前，王立山拿着那块日本方巾找了来，我还不敢说实话，王立山说是他妈让他来找我的，他妈得了胃癌，自知时日已多，才跟儿子实话实说。我这冰把情况向王立山全盘托出，其实也就是知道他姓柴田，他妈死在难民营罢了。

日本政府终于帮助王立山找到了日本的亲人即他年过八旬的父亲。在料理完养母的后事以后，王立山携带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回归日本与父亲团聚。从中华民族跨入大和民族，由中同社会主义进入日本资本主义，不光对王立山一家，对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种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由中国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大的，体内流着日本血液却由中华民族文化风俗浸润教育出的“孤儿”到日木后，从文化观念的冲突到社会意识的冲突，由心理的转变到文化环境的认同，以及完成国籍和民族的归属与重新接纳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王立山夫妇似乎至今仍未融入日本社会，仍孤独地彷徨于人群之外，这件事本身，证明了归属与接纳过程的艰巨，难怪久野博士选择了这一漫长而沉重的研究课题，也难怪他坚持要雇用我这名中国研究员不可。的确，单从日本方面，有许多东西，他们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