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们这位副政委坚信，“任何一个文艺团体要烂，必定从男女作风上烂起”。他没想到在他眼皮底下我们烂得多么彻底，把刘锋都烂进去了。副政委从刘峰那里获得了大致供词，但他觉得供词一定是大大加以隐瞒的，于是机关保卫干事被请来主持办案。保卫干事不久就断出我们以后称之的“触摸事件”始末：林丁丁被诱进库房，然后遭受了刘峰的性袭击。谁能相信？是刘峰而不是林丁丁吐露了事件中最恶劣的细节：他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经过是这样的：他的手开始是无辜的，为丁丁擦泪，渐渐入了邪，从她衬衫的背后插进去……
“摸到什么了？”
“……没有……”
“什么也没摸到？”
刘峰摇摇头，愣着眼。脊梁上能有什么呀？保卫科的人好像比他还明白。
“再好好想想。”
刘峰只好再好好想，要不怎么办？
“林丁丁可是都说了哦。”保卫干事抽了半包烟后开口，“我们不是想跟你了解细节。细节我们都搞清了。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交代出来。”
刘峰终于想起了，他当时在丁丁脊梁上摸到了什么——丁丁的乳罩纽襻。
保卫科的人问：“是想解开那个纽襻，对吧？”
刘峰愣住了。他不禁惶恐，而且愤怒。
“没有！”刘峰怒吼。
“没有什么？”
“没有你那么下流！”刘峰站了起来。
保卫干事把茶缸猛地砸在桌子上，溅了刘峰满脸茶水。
“老实一点儿！”
刘峰坐回去。保卫干事要他老老实实对自己分析，反省。
再老实他也无法了解自己的手到底什么意图。他当时脑子里只有热血，没有脑浆，因此只觉得手指尖碰到了一个陌生东西，手指尖自己认识了那东西：哦，女兵的胸罩纽襻原来是这样的。
“你是想解开林丁丁的纽襻，对吧？”
一个小时后，当烟灰缸里有了二十个烟蒂的时候，刘峰给了保卫干事一个非常老实的说法：“我不知道。”
保卫科干事看着他，一丝冷笑出来了：自己的手指头要干什么，心里会不知道？
刘峰垂头瞥了一眼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第一次发现他的手很难看。有可能的，当时手指头背着他的心，暗打歹主意。但他的心确实不知道。
后来我和郝淑雯问林丁丁，是不是刘峰的手摸到她的胸罩纽襻她才叫救命的。她懵懂一会儿，摇摇头。她认真地从头到尾把经过回忆了一遍。她甚至不记得刘峰的手到达了那里。他说他爱他，就那句话，把她吓死了。是刘峰说他几年来他一直爱她，等她，这一系列表白吓坏了她。她其实不是被触摸“强暴”了，而是被刘峰爱她的念头“强暴”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才觉得我弄明白了一点：林丁丁的身体并不那么反感刘峰，刘峰矫健壮实，一身形状很好的肌肉，假如抽去那个模范标兵的概念，她的身体是不排斥他的，因为年轻的身体本身天真蒙昧，贪吃，也贪玩，身体在惊讶中本能地享受了那触摸，她绕不过去的是那个概念。
接下去就开始了公开批判。也就那么几个手段，大会小会上念检讨，大家再对检讨吹毛求疵，直到刘峰把自己说得不成人样。这个不久前还在北京的全军标兵大会上被总政治部首长戴上军功章的刘峰，此刻在我们面前低着头，个头儿又缩了两厘米。我坐在第二排马扎上，却看不见刘峰的脸，他的脸藏在军帽的阴影里，只见一颗颗大粒的水珠直接从军帽下滴落到地上，不知是泪还是汗。开始我们没几个人发言，都想不出坏话来讲刘峰，刘峰毕竟有恩于我们大多数人啊。但不知谁开了个头，把所有人的坏话都引发了。最难听的坏话是刘峰自己说出来的，他说他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个资产阶级的茅坑，臭得招苍蝇，脏得生蛆。讲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当然就放了他了。
不久处置刘峰的文件下来了：党内严重警告，下放伐木连当兵。下放去伐木，跟我爸爸修水坝是一个意思。
边境冲突起来，听说刘峰已经调回他过去的老连队：野战军的一个工兵营。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在成都的马路上碰到他。他一定是先看到我的，但不愿意招呼我，转身站在一个卖油淋鸭的摊位边。因为等着买鸭子的人多，他想混入人群，错过我。我还是没让他错过，扬起嗓子叫了他一声。
他假装寻找声音来源，目光尽往远处投。这个表演比较拙劣，因为一大街的人就我俩穿军装。下面就是我的表演了，也不高明。我热情过火地冲了一步，手伸了老长，不由分说地握住他的右手。我也表演，我演的是多么彻底地忘却了他最不堪的那次公开露面:汗水泪水直接从军帽下滴落一地。我的表演还想告诉他：就算没忘记那一幕，现在谁还会计较？摸摸脊梁怎么了？脊梁是全身最中性的部位了吧？战场都上过的人，性命都差点儿让摸掉了，还吝惜脊梁？！
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那只曾经摸过丁丁脊梁的手，被丢在了战场上。
我跟他就在街边站着说话。我们不经意地谈着上前线的事。我们不说“上前线”，只说“上去”；我们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我告诉他我其实不算“上去”了，最远“上”到包扎所采访伤员。他问我去的是哪个包扎所，我说就是何小嫚的那个三所，但是没见到小嫚，因为她跟医疗队上第一线了。刘峰此刻说，可见当时医护人员太欠缺，连何小嫚这样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线了。我说小嫚是五份申请书把她自己送上前线的。刘峰摇摇头，说要是人员足够的话，十份申请书也不会让她上去。全是吃了那个亏，没人救护，何小嫚的丈夫才牺牲的。
“你还不知道吧？何小嫚病了。”
“什么病？”
刘峰说：“说是精神分裂症。”
我问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的牺牲。
刘峰说何小嫚被送到他们医院精神科的时候，还不知道她丈夫牺牲了。
“那她怎么了？怎么就分裂了呢？”
刘峰说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她扛着一个伤员扛了十几里地，成了英雄事迹主人公，戴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她是戴着大红花给送进精神科的。我跟刘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后，我手心一直留着抓握假肢的感觉。大夏天里，那种冷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伤。
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嫚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嫚。小嫚，小嫚，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了这个名字，才敲到第二遍，电脑就记住了。反正她叫什么不重要。给她这个名字，是我在设想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那样的家庭背景会给她取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家庭呢？父亲是个文人，做过画报社编辑，写点儿散文编点儿剧本，没怎么大成名。她的母亲呢，长相是好看的，剧团里打扬琴弹古筝，像所有可爱女人有着一点儿恰到好处的俗，也像她们一样略缺一点儿脑筋，因而过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绝对随大溜。我能想象在小嫚的母亲跟她父亲闹离婚前，那个家庭里是温情的，小布尔乔亚的。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善良软弱的文人父亲给小嫚取出这样一个名字。何小嫚很有可能向着一个心智正常，不讨人嫌的女孩成长。像所有软弱善良的人一样，小嫚的父亲是那种莫名地对所有人怀一点儿歉意的人，隐约感觉他欠着所有人一点儿情分。人们让他当坏分子，似乎就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好说话，常常漫不经意地吃亏，于是人们就想，何妨把坏分子的亏也让他吃了。到了何小嫚的母亲都开始讲他坏话，提出离婚的时候，他不再觉得心里苦，他反倒觉得解脱了。睡前吃安眠药，他心里一亮，看到了终极的出路。这天早上妻子去上班了，他牵着女儿的手，送她去托儿所。家门外不远，是个早点铺子，炸油条和烤大饼以及沸腾的豆浆，那丰盛气味在饥荒年代显得格外美，一条小街的人都以嗅觉揩油。一出家门小嫚就说，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条。四岁的小嫚是知道的，父亲对所有人都好说话，何况对她？父女俩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感情上到物质上她都可以敲诈父亲一笔。然而这天父亲身上连一根油条的钱都没有。他跟早点铺掌柜说，赊一根油条给孩子吃吧，一会儿就把钱送来。 爸爸蹲在女儿面前，享受着女儿的咀嚼，吞咽，声音动作都大了点儿，胃口真好，也替父亲解馋了。吃完，父亲用他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绢替女儿擦嘴，擦手；手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替她擦。擦一根手指，父女俩就对视着笑一下。那是小嫚记得的父亲的最后容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