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第5/7页）

按天性他不会自杀，再说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他去干。

他头一次听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感到震惊，马上到清华附中贴出批判的大字报。紧接着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他上台发言批对联，几个女红卫兵冲上来抢走话筒，并朝他脸上吐唾沫。几个在场的四中同学上台揭发他是反动学生。在四中组织的批判会上，他不仅不屈服，反而为另一个同学打抱不平，结果被杀气腾腾的刘辉宣打掉一颗门牙。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头看到《出身论》的小字报，通过上面地址找到遇罗文，谈得很投机，于是他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让此文广为人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其中《出身论》占了三个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真正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他成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笔。

十八岁的主编牟志京，当时并不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他追述与遇罗克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他相貌奇特，个子不高，背驼得厉害，脸色极苍白，深度近视，眼镜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声音洪亮，机智幽默……那时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边搭的称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温暖……”

《中学文革报》供不应求，不断加印。那一阵，四中门口挤满来自各地的人，焦虑与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们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批评《出身论》。牟志京召开编辑会，说谁要是没有准备牺牲可马上退出。无人退缩，全体都留下来。

一九六八年年底遇罗克被捕，一九七○年三月五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二十七岁。被捕前他对牟志京说：“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这么年轻，我把你拖了进来。”最后他把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遗憾的是，此信在辗转藏匿中遗失了。

一九七五年秋，我和刘羽去五台山，路上把钱花光了。经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铁路局当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块钱，并在他们宿舍过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疯狂地拉着手风琴，他眯起眼咧开嘴，如醉如痴。

十一

赵京兴比我低一年级，却比我早熟得多。刚满十八岁，他已通读过马恩列斯全集，仅《资本论》就读了六遍，精通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等西方经典哲学，并写下《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等书稿。在随革命退潮而兴起的读书热中，由师大女附中同学摘抄部分书稿，油印成册，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还记得初读时我的震惊程度，虽说每个字都认得，却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这个跟我同姓的家伙让我生气。

赵京兴出身贫寒。父亲是裁缝，平日穿缅裆裤，光脊梁，又黑又胖。一个与文化毫不沾边的家庭，居然出了这么个哲学家。

他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并写大字报贴在学校。他认为，由于每亩地平均人口增加，必然加重农民负担，把城市危机转嫁给农民。他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实验室召开的第二次批斗会上，主持人大喝道：“赵京兴，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泽东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赵京兴先引用马恩两卷集某页某段的一句话：“批判就是学习，批判就是革命”，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一一作了具体说明。

他的言论可谓石破天惊。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比如“社会主义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就像火车头一样在那儿左右摇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伴随着人们的地下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历史舞台。”他在《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中写道：“要让商品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如此大逆不道，自然会招致种种处罚。

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见到赵京兴的女友陶洛诵，她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白色连衣裙。至今还记得她说的一句话：“赵京兴不反毛主席。”和艰深的哲学笔记一起，还流传着陶洛诵情书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着一个十八岁的哲学家。”

陶洛诵长得挺漂亮，却被百万庄一个号称“俊男美女鉴定专家”的人评为七十九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女的标准是维纳斯，俊男的标准是大卫。

一凡和我在家练习气枪打靶，靶纸是冲洗报废的照片，包括我们自己的头像，背后垫着《红旗》杂志，为了回收气枪子弹。正赶上赵京兴托我们为陶洛诵放大标准照，顺手把一张废照片当靶纸。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有一天，赵京兴来借书时说：“陶洛诵让我问问，你们是不是特别恨她？”

一九六八年冬，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格外寒冷。六斋越来越冷清，大多数住户先后去插队了。校园人迹稀少，大字报棚区空荡荡的，只有几张告示。

在一个小院里，有四个学生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其中包括赵京兴，他是公安部钦定的“要犯”。他总是笑眯眯的，埋头读书，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兴趣正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除了赵京兴，还有我们班两个同学，一个是刘辉宣，一个是史康成，正好关隔壁。他们分别因宣扬或反对“血统论”而在押，殊途同归。看守是同学，睁一眼闭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给他送书或捎口信，碰见刘辉宣也打个招呼。他们四位相处融洽，早晚拢火，互相借用火钩子，顺便交流案情或读书心得。

一九七○年二月，赵京兴和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

十二

从一九六六年十月起，北京中学造反派逐渐取代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简称“老兵”），成为主流，但很快就出现了分裂。一九六七年春，由于中央首长四月三日和四月四日的两个讲话而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或称“四三点五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北京老兵合唱团”在北京四中的食堂排练《长征组歌》，由刘辉宣指挥，当“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的乐句爬升到高潮处，总是被他的咆哮打断。中间休息，一帮合唱团男生聚在校门口晒太阳。

当时我正和同学在传达室抄大字报——那年头用不着看大门的，传达室被征用了。隔窗传来阵阵闲聊，继而起哄架秧子，骤然转向叫骂与追打。只见他们从校门外拖进一人，拳打脚踢，拽四肢用头撞树。据说是两个追赶游行队伍的外校男生，骑车路过，与合唱团的人发生口角，一逃脱一生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