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民性的寓言，还是农民的典型？（第2/2页）

在阿Q身上表现出的这种纠缠——即作为秩序维护者和本能的抵抗者的共在——正是鲁迅对革命的探索的成果。这个探索的核心就是谁是革命主体这一问题。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制确立的背景下，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发明了“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它被视为真正的、代表未来的革命主体。在整个二十世纪，关于革命和革命者的理解，无不被这一概念所影响。但是，在广阔的非西方世界，在那些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又被帝国主义卷入了全球劳动分工的社会里，究竟谁是革命的主体、如何形成革命的主体，成为革命政治的核心问题。如同印度的庶民研究所发现的，在印度、中国和其他的非西方世界寻求革命主体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西方范畴——无产阶级——的替代物，即农民、大众、庶民等等。[7]他们尚未被卷入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已经被作为革命主体加以探寻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阿Q革命的批判正是基于无产阶级的概念而展开的对于这个可能的革命主体的批判，他们不可避免地“重复”欧洲思想的那些基本范畴和相关的逻辑：阿Q是一个自在的农民，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而这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弱点——一个缺乏无产阶级领导、从而也无从达到全面的阶级自觉的革命。因此，也正像许多的启蒙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希望从阿Q的身上发现“意识”。他们共同相信：阿Q——正如整个中国一样——需要一个从自在到自为、从本能到意识、从个人的盲动到从属于某个政治集团的政治行动的过程。

然而，《阿Q正传》没有提示这一过程，它只是在阿Q的貌似重复的行动中发现了未经整理过的革命的契机——在这里，“未经整理过的”这一修饰语的意思就是革命的本能。鲁迅并没有看低这个本能，相反，他揭示了这个本能被“意识”不断压抑和转化的命运。这个压抑和转化的过程与其说是阿Q的心理惯性的结果，毋宁说是一个已经自然化的社会体制的规训过程的产物。在他的小说中，鲁迅并没有从意识的角度去批判阿Q的本能，而是将这个本能不断被压抑的过程充分地展现出来——革命的主体并不能通过从本能到意识的过程而产生，而只能通过对于这一压抑和转化机制的持续的抵抗才能被重新塑造。正由于此，即便是本能的抵抗也蕴含了革命的可能性，而革命的可能性也因此与破坏性、重复性、盲目性共存。破坏性、重复性和盲目性可以毁掉革命的果实，却不能作为对革命进行否定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个革命者，阿Q对于革命的理解是“去政治化的”，但“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正是“政治”已经或曾经存在的标志。革命伴随着污秽——这是1930年鲁迅对于左翼作家们的提醒，他没有明言的话是污秽不能作为革命的否定。在他的听众当中，就坐着那些站在革命的立场断言阿Q时代已经死去的年轻的、激进的青年。

[1] 参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第50页。

[2] 巴人：《鲁迅的创作方法》，《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新中国文艺社，1940年版；《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李宗英、张梦阳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

[3] 周立波：《谈阿Q》，《中国文艺》（延安）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六十年来鲁迅研究文选》（上），第343—344页。

[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6页。

[5] 邱士杰：《阶级分析的隐没：试论台湾政治经济学讨论之一侧面》（打印稿），第6—7页。

[6] 陈涌：《〈阿Q正传〉是怎样的作品》，《中国青年》第6期，1949年4月15日，第34页。

[7]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作为机遇的滞后：庶民研究再研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读本》（从西天到中土：印度新思潮读本），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