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　悔（第2/2页）

在这一种文字的独断之下，谁要提到当时无谓折腾之外还有真实的社会矛盾，谁要提到当时不公和歧视所引起的造反是造反的一部分，谁要提到激进行为动机中还有合理与不合理的相对区别，就是为红卫兵辩护，就是为罪恶的历史辩护，就是可耻的"不忏悔"。公共舆论已经准备好了太多的理论、逻辑、修辞来伏击这种异端，直到我们这一代的任何人都怯于开口，直到任何人都得用公共化文字来修剪记忆，让不顺嘴的某些个人故事彻底湮灭，以求得思想安全。这正像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专制之下，任何人都怯于回忆和言说某个资本家或者地主的善良，或者某个"走资派"身上可敬可喜的品质。即便这些个人印象是真实的，即便这些个人印象并不要求取消他人的另一些个人印象，但仍是革命的大忌，不为公共舆论所容。当时文艺作品的公式化和千人一面，就是这样闹起来的。

这样，记忆中的有些实象合法而有些实象不合法了，有些故事可说而有些故事不可说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以文字清洗实象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责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标举着，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中也在标举着。一个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包括一种激进甚至荒谬的思潮如何获得社会基础和大众参与的深层原因，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谱系综合性的隐疾所在，都在这种单向度的清洗中消失。文化大革命仅仅被理解成一段坏人斗好人的历史，一出偶然的道德悲剧。

文化大革命给现代中国带来了灾难，是当代人应该深入反思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一事件眼下却几乎成了知识界的新式禁区--我们能做的事似乎只是继续正确下去，跟着人们大声呼吁"批判"或"忏悔"，藏着你应该忏悔或者不需要忏悔的往事，掏出你今后不需要自疑或者应该自疑的坦白。这正像纳粹法西斯给现代欧洲带来了巨大创伤，是当代欧洲人最应该深入反思的历史，眼下却也几乎成了知识界的新式禁区--他们能做的事似乎也只是继续正确下去，给奥斯维辛集中营献花，对贩卖纳粹徽章的奸商起诉，向奥地利上台的极右派进行激动的外交抗议和政治封杀。这样做并没有错。但以没有错的行为压制另一些没有错的行为，则不能不令人生疑。就像吃饭并没有错，以吃饭来压制喝水却一定别有用心。很多有待于探寻的历史谜团，比如当年不但在德国而且也在英国、法国、俄国等地方同时出现的排犹浪潮，比如当时德国和西方各国共同出现的自由市场危机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幻想和纵容，都可能承担"开脱纳粹罪责"一类政治恶名而销声匿迹，以保住欧洲民主阵营的体面。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种傻事。

因此，当我看到中国知识界在呼吁"忏悔"的浪潮和欧洲知识界抗议极右派和法西斯的示威壮景，我看到了人们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深仇大恨，看到了一种令人欣慰的拒绝和抵抗，但也看到一种新的思想专制和新的思想极权正在悄悄形成，并且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