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化
我在前面提到过易眼镜的入狱，这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下班以后，他骑着一辆破摩托，驮上老婆上了路，准备去给岳母家安装抽油烟机，随身携带了一根钢条，还有螺丝和扳手一类工具。在路口等待绿灯的时候，摩托熄了火，怎么也踩不发，急得他满头是汗。身后一辆汽车拼命鸣喇叭，还有脑袋伸出窗子大骂："喂喂，好狗不挡道！小杂种，一边去！"
"你骂什么人呢？"他戴着近视眼镜，没看清那是一辆警车。
"骂了又怎么样？"
"骂人就是不文明行为，就要赔礼道歉！"
"活腻味了么？"几个人影冲上前来。易眼镜感到自己的胸口挨了一拳。踉跄了一步，待眼镜片里可以聚焦了，看见一个汉子还掏出什么东西，冷冷地顶住他脑门：是枪！
"你你你们打人……犯法……"他已经害怕了。
"谁打你了？"对方又扇了他一耳光，"谁打你了？"
对方用枪指着路边一个围观者，"你说，这里谁打人？"那人吓得声音哆嗦，手指着易眼镜，"是他！是他！"
对方又用枪指着另一个围观者，"你说，这里谁打人？"那人也吓得往人群里缩，下巴朝易眼镜摆了摆。
"看见没有？你自己打人，暴力袭警，还有什么话说！"对方用枪管把易眼镜脑袋抵歪了，得意地狞笑，气得易眼镜目瞪口呆。他妻子也气得大叫，但被另一个汉子揪住，没法上来帮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被逼向墙壁，不赔礼道歉就不能走人。他们的摩托也早被掀到路边，被一个汉子的皮鞋踹得转向灯碎了，车轮钢丝也弯了，链壳也瘪了。操枪者还说："今天算是便宜你们，要不是有急事，先把你们送到派出所喂几天蚊子！"说完一口烟喷到易
眼镜的脸上。据易眼镜事后说，这一口烟雾中还夹着痰沫子。
意想不到的事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事后不仅易眼镜回忆不起这一段，他妻子也说不清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只知道当时发现持枪者不知为什么慢慢矮下去一截，膝头半弯着的奇怪姿势，眼睛翻了白眼，身子优雅地旋转，旋了整整一个多圈，最后扑通一声旋倒在地上。然后她就听到了枪响，叭叭叭连响了几声，街上大乱，有女人的叫喊，有小孩的叫喊。她没看见丈夫的人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慌乱中也没法寻找，于是自己跳过一道栏杆，跑进了路边一个陌生人家。她后来才知道丈夫已经被抓起来了，罪行是用手中钢条把派出所的警察打成了重伤--当时他乘对方去转身的时候，看着那个后脑勺怎么也刺眼，就情不自禁举起了手。他手里居然有一根钢条。
易眼镜是一个文弱书生，当年下乡的时候，一听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曾跑到后山上大哭了一场，痛泣有科学家走到自己的前头，已抢走了他为国立功的机会，完全是一个书呆子。呆子专做呆事。怎么就把人往死里打呢？事后他自己也十分后悔，说没想下手那样重，劈西瓜一般，竟然在人家脑袋上劈出一条沟，差点把脑浆劈了出来。他努力回忆着当时的姿势，计算着自己抡臂的角度和力度，似乎要通过他的精确计算，证明脑袋上那条肉沟与自己无关。
事情的解释，只可能是他在那一刻完全失控了，完全丧失理智了，感情用事了。感情是一种较为危险的东西，常常与严密周到的思考无关，与一个人的性格常态和处世常规也无关。一丝狞笑，一个顶在脑袋的枪口，一口喷在脸上的烟雾，一辆在皮鞋下吱吱嘎嘎破损的旧摩托，这些东西构成的侮辱和欺凌，足以使一个人感情迅速集聚和爆炸。换一句话说，感情用事的时候，大脑里常常活跃着一些刺激性的具象，抽象的概念和逻辑之网顷刻崩迫害，再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了。但他不能接受一种强制，不能接受来自宣传画里的目光和手指。
在昆德拉看来，反专制的观念里可能透出专制的性格。那么这到底是专制还是反专制？性格与观念两相剥离的时候，性格常常表现为一种身体语言，表现为"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或者说是通过"怎么做"来隐秘地"做什么"。可惜的是，人们并不都是昆德拉，在这种隐秘的"做什么"面前常常是一个瞎子。很多理论教科书和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谁是专制的而谁是民主的，但不告诉我们此人是"怎样"专制或"怎样"民主的；只告诉我们谁是立宪党而谁是保皇党，不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立宪党或"怎样"的保皇党--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有一根修长的手指，经常咄咄逼人地指向人们的眉心。在这些理论家和史学家看来，一根手指是人生小节，无关宏旨，不值一提。这正暴露了他们与昆德拉的区别，与文学的区别。
文学总是喜欢注意小节，注意生活中琐屑的具象，就像一个虚拟的在场者，注意现场中一切可看、可听、可嗅、可尝、可触的事物，因此与其说文学在关切着人们在"做什么"，不如说更关切人们在"怎么做"，即"做什么"之下隐秘地还在"做什么"。在文学家的眼光里，俄国的《夏伯阳》和美国的《巴顿将军》差不多是同一部电影。两部片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将军，代表两种完全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观念，但这一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事实上也总是被观众忽略。两位将军共有的勇敢无畏、豪爽洒脱、刚毅果决，还有偶尔出格的粗暴和随心所欲，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性格的共同，较之于他们观念的差异，在文学尺度下更具有本质意义：我们如果没有接受他们"做什么"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接受他们的性格--即隐秘地还在"做什么"。
不必误会的是，文学家也会注意言说，包括言说所传达的观念。区别可能在于，文学家会更注意这些观念的语境，注意各种具象可感的相关条件和过程，不避嗦饶舌地详加述说，以求观念得到生活语境的周全注解；而不像某些三流理论家和史学家们那样，只习惯于寻章摘句和断章取义，把生活语境当作提取观念以后的废料。正是因为这一点，《悲惨世界》（雨果著）里有保皇主义的言论，但并不是一部保皇主义的小说。《红楼梦》（曹雪芹著）里有虚无主义的思想，但并不是一部虚无主义的小说。
优秀的文学总是以其生活的丰富性，在历史中寻找人而不仅仅是人的观念，使历史跳动着活魂而不是徒具死骸--比如一堆观念的标签。
观念是很重要的，却常常是易变的，轻浮的，甚至是虚假的：碰巧读到了一篇时文，一个专制者也可以有民主的学舌；碰巧考进了某个专业，一个流氓也可以用法学来谋食。一个良民在政治高压之下也可能写效忠信，一个诗人在生计所迫之下也可能大写商业广告。一旦写下来，这些言不由衷的文词就可能作为证词，被人们考据并加以采用，编入教科书、国家档案以及各种历史资料汇编--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但谁能保证那些白纸黑字不是一些假象？不是掩盖了当事人更真实的处境和更真实的内心？一旦缺失了细心和通达的知人论世，某些历史文献是否更可能把我们引入追述的歧途？这些观念的解读也常常成为问题。苏联著名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一段男主人公在朋友墓前的独白，曾经是理想主义的经典格言："……当我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就是这段独白，出现在一本革命小说里，后来便被很多人视为社会主义，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红色专利，一旦革命出现退潮，鄙薄和声讨之声不绝。但这些批评家也许不知道，苏联士兵说出的这段豪言壮语，其实是抄自美国人富兰克林的《自传》，属于一个美国早期政治家、作家以及资本家。德国思想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特别分析到富兰克林的人生观，指出这种"放弃世俗享受以全心全意投入事业"的宗教情怀，代表了当时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化，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富兰克林人生观一开始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观念，是正统的资本主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