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第2/3页）

董丹眼看自己是给缠上了。他跟着白钢在桌子间穿梭时，又瞄了小梅一眼，她正在吃那些用海苔皮包的饺子。他为她高兴，至少她前半生错过的好东西这会儿在这有了点儿弥补。他不想看着她活一辈子，饮食史上留下太多空白。

走出了饭店，正午的太阳当头，董丹意识到有人跟在他们后面。又是那个矬子。他距离他们十步远。董丹向白钢建议打的，但是白钢说他们要去的地方并不远。董丹发现小个子依然在尾随。董丹拉着白钢走到马路对面，佯装要去为他的录音机买电池，想暗暗观察矬子。这样和他平行，观察他方便多了。小个子似乎在思索，不时停下来做笔记。

当董丹在小杂货摊前停下来时，那小个子也停了下来，并从包里拿出了一罐水。为什么这矬子不放过他？他和董丹之间不存在为了宴会虫的营生竞争的问题，因为他本身是货真价实的记者，还有一位摄影师的搭档。董丹愤怒起来，想象着自己冲过马路、揪住该死的矬子的衬衫，揍他个昏天黑地。不，他不要揍他，他要杀了他，彻底铲除他。只有这样，董丹才能够安心地当他的宴会虫，赚取他微薄的生计。

这时白钢跟董丹讲述起来。他们村的村干部拿到钱之后，夜夜吃喝，不管那些捐款是为了洪灾后道路抢修、还是为了学校和诊所的兴建。白钢说关于这些人贪污的款项，他藏有一本秘密的账簿。

“他们除了吃，还是吃。一旦有上级派人下来检查，他们就请他们大吃特吃，然后检查小组就把这些所谓农民代表们的话汇报上去。”

矬子现在驻足在一个书报摊前。他一边随手翻阅一份报纸，一边跟女店员打听什么，然后继续往前走。董丹怒不可遏，两只拳头直是痉挛，它们也许会失控，像挣脱绳套的西伯利亚狼犬那样冲出去。董丹的拳头曾经常常自作主张地冲出去，在厂里是有名的两只拳头。

“你怎么样？”董丹扬声喊道，客气的语调让自己都吃了一惊。

矬子抬起头四下找寻是谁在喊他，看上去倒真的像是自然反应。发现董丹站在对街，小个子面露喜色，隔着车流试图跟董丹交谈，对他们的不期而遇表现出由衷的开心。要不他就是个天才的演员，要不就是他确实没有跟踪董丹。

“还有一场应酬？”等交通的喧嚣过去，矬子问道。

不等董丹回应，白钢便轻声在一旁说：“什么也别跟他说，否则对你待会儿要见的人不利。”

矬子说：“要我送你一程吗？我有一台二手车。说不定是三手、四手。”他用手指向一辆停在路边的红色小轿车。“我付不起饭店的停车费，停在这儿。”

董丹喊回去：“谢谢，已经快到了。”

矬子坐进车里，朝他们挥挥手便开车离去。这场游戏刚开始的时候，董丹占有暗中观察的优势，到了现在，情形完全逆转。这人为什么要冒用连董丹都已经放弃的假身份？为什么他不能老老实实做一个自由撰稿人？董丹看着那辆红色小轿车开进了车流，消失在公路天桥下。他觉得这一切也许都是这矬子导演的一出黑暗神秘的戏剧，而他是戏中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色。他对自己接下来的台词或动作毫无所知，更别提这个角色未来的命运。

白钢所说的不远其实是一场长征。此刻他们已经来到一个旧街区，走进了一家地下室旅社。白钢先在一个门上敲了敲，再为董丹开了门。走进房里，头顶上只有一盏灰白的小灯，把空间照得像停尸房。一间屋六张床，只有两张铺有被褥。房间有一股脏衣服和几天不洗澡的人体气味。床上那两个人爬了起来。

“这位是记者。”白钢对他们说。接着为董丹介绍两位老人，分别是白大叔与刘大叔。

董丹趋向前忙说，他只是个自由撰稿的记者。他注意到这两位老人跟他大爷差不多岁数。

“自由撰稿是啥意思呢？”

白钢向俩老头儿解释，“就是他写文章不挣单位的钱，也没有个让他写啥他得写啥的领导。”

说得好，一语道破。董丹喜欢白钢给予“自由撰稿人”的定义。

两位老人互望了一眼，上前一步，猛古丁地就在董丹面前跪了下来。

“快别这样！”董丹慌了，手忙脚乱地把他们往起拉。“起来起来，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们……”当年他的父母也因为没钱，带着他高烧不退的弟弟，在医院里做过同样的动作。“起来咱慢慢说……”怎么也劝不动，董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钱，只要能不让他想起他父母下跪的模样，他宁愿花钱。

可他们不要他的钱。他们打算一直跪在那儿，直到董丹答应为他们写篇文章申冤。他的父母也曾经这样，在到处吐满了痰的地上长跪，直到院方终于让步先抢救垂危的弟弟。

“我答应，我答应！”董丹边说边将其中一位大爷拉扯起来。他恨自己怎么这么心软，随便就让一个叫白钢的陌生人把他拖到这儿来，让他陷入这种困境。他如果再不小心，天天都会被拖进这样的人生惨剧里。不知有多少次，他经过地铁的地下走廊，或者过街天桥，看见缺腿断胳臂的乞丐，他都把自己皮夹里的钱掏出来，就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点儿。

“您得答应在大报纸上把它登出来。”白大叔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不让董丹扶着他的腋下拉他站起来。他儿子因为给县领导写了封信，告发村里头头儿怎么贪污捐助款项，结果差点儿被那两个头头儿打死。那些全中国人捐来的款项不是被他们拿去吃喝，就是盖了新房，新式茅房能坐着拉屎，新式澡堂能躺着洗澡。

“总共三个人挨了他们的毒打，其中一个在送医途中就咽气了。”白钢解释，“这事就发生在调研组来村子之前，村里头头抓了一些人，用的全是什么逃税、超生之类的假罪名，然后再用酒席和色情按摩贿赂调研组。”

“我儿子……”老人抽搐着，“现在人瘫了，两个孩子年纪都还小……”

“离咱村最近的医院也有一百公里远。要不是他们在路上硬拦了一部军用吉普车，白大伯的儿子命也丢在路上了。”白钢道。

董丹的弟弟也是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就咽气了。医生只给了他缓解症状的药，就打发了他们。眼前这位白大叔擤了把鼻涕，往鞋底上一抹。董丹眼里汪起泪水。打他十八岁那年离家当兵之后，他还没这么无望过。正是这种无望让他当年离开了家。他今天早上和小梅一块出门时，本以为这天会过得很开心，可现在他整个心情全毁了。

白大叔与白钢继续跟董丹描述那场噩梦般的事件，刘大叔则在一旁架起桌子——拿了块木板摆在一张空床上，铺上报纸当作桌布，摆出他从隔壁小餐馆买来的几样小菜。从地铁附近的杂货店买的两瓶白干。一道菜是猪脚，其他全都是猪下水，红烧猪脑颤颤悠悠地被端上来，上面浮着一层辣椒红油。董丹数了数，总共八样菜，即使都是廉价粗食，也算得上是一顿宴席了。大家热烈地敬酒，不一会儿，每个人都满头大汗，说话开始大舌头。话题一直围绕着相同的事情打转：村子里有人进城找律师，打算要告这几个村里的头头儿。三个月过去，没一点结果，直到有一天，每家都收到了一份新的摊派费，比平时多了五块。多出来的五块钱是村里头头儿请辩护律师的费用。他们说他们是人民政府选来服务人民的，现在他们成了被告，人民当然得负担他们的法律费用。这像话吗？他们问董丹。嗯，不像话，董丹应道。这已经是他第三遍回答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