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5页）

淑贞用力点着头。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她心里就是这么认定的。

她回家做好饭，给羸官送去，把银屏托给邻居照看，便又回到那又黑又潮，散发着熏人的霉臭气味，墙旮旯里时而还有老鼠追逐的厢房里。

天黢黑，厚重的雪云包围了整个天地宇宙。北风象张牙舞爪的狼群，疹人地呼号着，以集团的力量，向小屋发起一次次进攻。门窗被撕烂了，“狼群”带着助纣为虐的雪花，冲进窗棂门缝，用尖利的牙齿和爪子，撕扯着小小的厢房，和厢房里的生灵。

淑贞用单薄的躯体紧紧拥抱着丈夫。如果能够用自己的躯体燃起一盆火，让丈夫在自己的怀抱里温暖安然地度过这最后的一个夜晚，她也决然不会有半分犹豫。

的确是最后的。晚饭回家时，她已得到通知，让她为岳鹏程准备好要带的衣物，明天一早警车就要带人走。从尹组长那里，她看到了两天前就签发了的逮捕证。

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为什么这般不公，一次次地把无情的狼牙棒，落到这位善良的女人身上！

天明了，让人诅咒的天明啊！

淑贞为丈夫擦去脸上的灰尘，用手指耐心地为他梳平散乱的鬓发，又从门旁抓一把雪，擦净自己脸上的血痕，把被揪散的头发整理好，把被揉脏的衣服揩净、抚平，重新穿到身上。她要让自己的丈夫体体面面地、安安心心地走。她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她的丈夫是无罪的，她要矢志不移地等待着丈夫归来。

早晨平静地过去了。

吃早饭的时候，一阵纷沓的脚步直奔厢房而来。淑贞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

然而跨进厢房中来的，既没有宽边眼镜，也没有铜头宽边腰带，而是一双双惶惑的眼睛，和一个个甜蜜而又尴尬的笑容。

“岳鹏程同志，我们是代表县委来的。你受委屈啦！受委屈啦！……”

县委办公室高主任动情地连连擦着眼角。

“鹏程同志，十二分地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全家！完全是个别人的诬告陷害！

完全是个别人的无法无天！完全是……”

是天体一夜发生了逆转？还是四时颠倒、严冬盛夏突然转换了位置？

高主任慷慨激昂：

“我们县委昨晚得到消息，马上召开了常委会。一致决定，立即撤回那个所谓的工作组，让他们检查错误，听候处理！……”

原来工作组撤了，要不早晨这样宁静！

“县委认为，大桑园在响应党中央号召，发展农村经济改革中成绩是显著的，岳鹏程同志的功劳和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县委决定：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向岳鹏程同志学习的活动！”

直到这时，岳鹏程和淑贞才真的相信，那张早已签发的逮捕证失去了效力；才真的相信，他们已经重新获得了自由生活的权利。直到这时，高主任和随同前来的县委干部们，才想起他们所要表彰和学习的“功臣”，还坐在冰冷的厢房里，坐在落满雪花的稻草地上。

当天上午，岳鹏程、淑贞被专车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紧急治疗。一切费用报销之外，另发一百元健康营养补助费。

下午是全体干部、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原所谓县委工作组的错误，郑重宣布中共蓬城县委的决定。

晚上便开始了个别谈话和小组座谈，了解和总结大桑园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了解和总结岳鹏程勇于开拓、勇于改革的经验。

一直到了第三天中午，岳鹏程和淑贞才从羸官拿回的一张报纸上，得知了这一切戏剧性变化的真正原因。

那是四天前的一张市报。报纸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这里升起一颗明星）的长篇通讯。详细介绍了岳鹏程由一盘大锯起家，把“大丧院”变成“大富院”

“大福院”的历程。通讯旁边还刊登了岳鹏程的一幅笑容可掬的照片，一篇旗帜鲜明地赞扬和号召推广学习岳鹏程精神和经验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长篇通讯末尾的署名是：本报记者程越。岳鹏程把通讯翻来覆去读了两遍，脑子里才墓地蹦出一个“程越”的形象：那是一个穿着紫红色羊毛衫，脑后晃着一束马尾巴，既时髦又随和的漂亮姑娘。

岳鹏程由阶下囚一跃而跻身于太阳系，成为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之后不到一个月，那个年青漂亮的女记者程越，又一次来到了大桑园。

这次她是作为市委书记鲁光明的随员来的，与几月前的那一次不可同日而语了。

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娇女。父亲是党校教员，母亲是美术工作者。受家庭熏陶，她自小爱好文学。大学毕业后，靠着父亲的一位飞黄腾达的学生的帮忙，她被分配到市报文艺部当上编辑。那是许多中文系毕业生削尖脑壳想要占领的位置呀！

她得到了。她感到了满足。唯一使她不满足的，是那位自称“老报社”的部主任，压根儿瞧不起她。她先被分配负责影剧评介。第一次推上两篇稿子，就被毫不客气地全部打回来。接着又分工文艺随笔。编过三篇，算是跟读者见了面，部主任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个人根本没有政治头脑和逻辑头脑。于是又去负责散文和小小说。

这下好，她约了一篇稿子，部主任粗略一看便大光其火，在稿签上直书两行：此类黄色作品也要见报，可见编辑水平和思想意识急待提高！

作品不让发也罢，偏称“黄色”；编辑水平亟待（竟写成急待）提高也罢，偏偏还有“思想意识”四个字。程越当即拿着稿签找到部主任面前。

“主任，你说这篇小说是黄色作品，请问有什么根据？”

“根据？”部主任抬起秃了半边的脑壳，说：“把床上的事都写出来了，你还要什么根据！”

“哪得看怎么写，写的主旨是什么。写了床上不一定就是黄色作品！”

程越发现自己过于激动，为了避免把事情搞僵，缓了口气说：“主任，你干文艺工作时间比我长，读的书比我多。小仲马的《茶花女》，司汤达的《红与黑》，包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这几年的不少好作品，都有过类似描写。我们总不能说这些世界名著和好作品都是黄色的吧？”

程越的本意，是想以尊敬的口吻，通过这些名著的例证，引出对于那篇小小说的内容和意蕴恰如其分的分析。部主任却红了脖子。他是半路出家当起这个文艺部主任来的，对于那些名著他读得很少，有的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他最瞧不起这些所谓本科大学生，同时也最怕这些大学生们瞧不起自己。程越话一出日，他便把意思颠倒了一个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