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简妮的功课比范妮好得多（第2/3页）

但是看到范妮家这一桌子的人，跑堂的人，就只握着点菜的小本子等在旁边，不多嘴。果然，这家人将餐巾一一正确地铺在自己的腿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在菜单上点出自己要吃的东西。报出来的，果然都是红房子的看家菜：烙蛤蜊，红酒鸡，红烩小牛肉，牛尾汤，还有火烧冰激凌。这家人的态度，都多少带着一点不肯让人看成平常人，又不肯让人看出来自己在意的当心，其实在心里斤斤计较，但尽量面子上不露声色。跑堂的只管望着他们，心里明白得很。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看到象范妮家这样的人，他们身上风雨飘摇的痕迹，比一般的客人耐看。范妮这家人里面，只有很少的孩子和女人，老的没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中的也没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除了范妮的爸爸，一边照顾简妮，一边照顾爱莲，那是他的老婆。范妮长得是很象爸爸，但是她对自己的爸爸淡淡的，倒是与娘娘腔的维尼叔叔很亲近。范妮应该有25岁上下了，但是在这样重要的家宴上却没有她自己的男友在座。而且，看她那冷清的样子，就知道这个女孩不光是处女，而且很可能都没有谈过恋爱。这一点跑堂的可以想得通。这种吃足了新社会苦头的人家的小孩，有些人，就是已出国为自己的生活目的的，象那时候到乡下去的知青也有人不回上海就不结婚一样。这种人要是出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没有男友才是一身轻松。到了那边，找到有身份的男人结婚，就可以当一生一世的美国人。

叔公对跑堂的人吩咐说：“一人来一只用军用飞机送到北京去的虾仁杯，我伲要尝尝看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叔公为自己要的是烙蛤蜊，他说：“这道菜倒是保留下来了，不容易。原来喜乐意里面的法国菜是烙蜗牛，并没有烙蛤蜊的。那时候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占领上海，法国的东西运不到上海来，那时候，我们家的汽车也不能开了，因为汽油是战时紧张物资，配给的。喜乐意里的大师傅就用蛤蜊代替蜗牛，创造了一道喜乐意特色菜。说起来，上海人是真聪明，懂得变通。我还是那时候吃过的。那时候到喜乐意吃饭，正好大师傅到店堂里来谢客人，好象他是个山东人，是他介绍我们尝尝这个菜。到现在居然也有四十年了。”

为了庆祝范妮出国，爷爷特地开了一瓶红葡萄酒。

跑堂的胖女人取来了玻璃酒杯，分给桌上的人。酒开了瓶，倒在杯子里，晃了又晃，可酒液一点也挂不住杯子沿，看上去实在不算什么好酒，但那也是红房子可以开出来的最好的酒了。张裕的红葡萄酒，据说还是从前法国传教士带来的技术。爷爷举了举手里的杯子，轻声说：“祝贺范妮终于有机会到美国！”

大家碰了杯，都轻轻叫“cheers”。

爷爷又朝叔公举了杯说：“甄盛，你和爱丽丝是范妮的恩人，大恩不言谢。”

大家都附和着爷爷的话，向叔公举起杯来。范妮说：“叔公，我还是要说谢谢的。”象擎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一样，范妮向叔公举起自己的酒杯。

叔公站起身来，说：“大家都不要客气，这么多年，你们吃苦良多，如今我能帮上忙，心里真的是高兴和安慰。其实，为范妮做经济担保对爱丽丝也没有什么为难，她一个退休教授，又没有逃税的问题。”叔公特地与范妮碰了碰杯，“范妮，我为你高兴。”

大家喝了杯子里的酒，脸都有点红了。放下杯子，维尼叔叔轻轻吁出一口气，说：“上帝保佑，总算成功哉。说起来，也象是电影一样巧，范妮正是去住爹爹从前读书去住的那条街，也是命。”

叔公说：“我也去住过，我在麻省理工，学工商管理，是爹爹定规要我去学，要是我自己，就学baseball专业，jazz专业，我到现在还可以背得出三百多首当年的英文歌的唱词，一点也不比现在在立体声里做老歌曲的查利林差，只怕了有的歌我懂，他却不懂。现在我需要睡觉的时间少了，醒着的时候，就把它们抄在一本本子上。范妮见过的。那一年，我毕业要回上海，甄展刚刚到纽约，我就去纽约看他。其实我最喜欢纽约，那里才是花花世界。我不想在新英格兰住，爱丽丝又吵着要读书，不在我那里。我真的寂寞死了。我也记得那条路，在格林威治村里面，一条小马路，十字路口有一个石头的喷泉，流水日夜不停，两面都是红房子，绿藤。离地铁站不远。”

爷爷说：“那是spring street站。那个地方方便极了。范妮将来到上城去，回家的时候也要在那里下车。”

范妮点点头，她脑子里能想起来的，都是欧.亨利小说里描绘的下城格林威治村，在爬满了藤叶的老房子里，住着一个穷画家，病了，躺在床上望窗外的藤叶。现在她多知道了一点，那房子是红砖的，大概从外面看，就象红房子西餐馆一样。她租的房间附近的地铁站，叫spring street。可是，她还是不能相信，自己有一天能走到少年时代读过的美国小说里面去。

“听上去，范妮象要走到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里去了一样。”维尼叔叔也说。

“我也觉得这是假的一样。”范妮说。

“因为想得太久了，来了，反而不象是真的了。”爸爸隔着桌子对范妮说，“我和妈妈在火车上，常常要拿出来你们拍来的电报看，也是心里不敢相信。想想1960年的时候，姆妈叫郎尼先办出去，郎尼也是开始办申请了，天天到魏先生家去补习英文，还不是突然出事情。”爸爸说着看看郎尼叔叔，他正坐在桌角，默默吃自己那份盛在高脚玻璃碗里的虾仁杯。他的手象农民那么粗大，那么结实，与吃虾仁杯的小勺子一点也不般配。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用发蜡梳起来以后，能看到一点头皮了。

听爸爸说到自己，郎尼叔叔探了探眼睛，可什么也没说，也不接腔。他的眼睛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他高中毕业时，因为出身问题，所以虽然参加了高考，但还没有发录取通知单，校长就找出身有问题的高三学生开会，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问题了。果然，第一批不录取通知单里，就有朗尼的。朗尼帮过的同学，倒都考上了大学。痛心的爷爷，这时决定先以送朗尼到香港治病的借口，将朗尼送到香港去继续高中。爷爷找到自己的朋友魏先生，他从前是《字林西报》的英文编辑，报纸关门以后，他被遣散回家，自己在家教授英文。爷爷送郎尼叔叔去魏先生家补英文，准备到香港就直接进英文高中上课。可是，突然，公安局到家里来找郎尼叔叔问话，说他在魏先生那里上课的时候，说了什么反动言论。郎尼叔叔什么也想不起来，可公安局的人在他面前，当场画出一张当时的地形图，魏先生家的小客厅里，门在哪里，沙发在哪里，那天上课时候，谁靠窗坐，谁靠桌子坐，还有谁在场。这张一清二楚的地形图把郎尼叔叔吓呆了。很快，郎尼叔叔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送到大丰农场劳动。到了大丰农场，朗尼才知道那一年整个上海都在清理社会上的英文补习班，去补习的人，都被认为与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阶级异己分子。朗尼在劳动教养结束后，仍被留在农场里，不许将户口迁回上海，就这样，他在大丰农场一直呆了二十五年，到1987年，才终于回到上海。郎尼叔叔十九岁离开上海，四十三岁回到上海，他从一个每天在头发上抹凡士林发蜡，梳派克头，到英文老师家去补课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满脸晦气的老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