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的创举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告别了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邓小平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登上舞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同奇说：“作为第一种思潮的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转化始于1978年，这一年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1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当时，所有的中国媒体都承认，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据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数字，当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83美元，日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数字是197美元。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遭到“文革”沉重摧残，政治上的蒙昧主义和现代迷信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邓小平复出之后一个月，即1977年8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十一大。这次大会重申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但是在指导思想方面，还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会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要“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2

中国仍然在“文革”惯性中运行。

邓小平决心通过大规模改革解决层层累积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是1978年10月11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辞中。此时，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交锋正处于白热化之中。邓小平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3

就在这个讲话前一天，即10月10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开放”这个词。这一天，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西德）新闻代表团并发表谈话。谈话题目就是《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确定新的政策。”4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一年12月18-22日召开。会议决定，抛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要求“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5这里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开放。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共的治国理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中全会公报有一句话：“现在，一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6这里说的工作中心转变，就是把工作中心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工作中心转移，是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共同主张，但改革开放的发明权则属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是邓小平思想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标志。

从邓小平最初提出改革的讲话可以看出，在改革的重点次序和途径方面，他的选择和苏联的改革相反。戈尔巴乔夫1992年2月对《柏林晨邮报》发表谈话说，我在发动改革的时候，十分了解社会和它存在的问题。应当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是政治制度。邓小平的选择是首先进行经济改革。

放大一点眼光来看，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台湾地区，在面临发展经济和政治改革双重任务的时候，不约而同都选择了首先发展经济，然后实现民主转型的路径。这一地区性发展特色，构成了不同于欧美和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国际政治子系统。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不能不注意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规律。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万里在1998年4月18日下午亲自对我说的那样：“邓小平理论发展起来很不容易，安徽的包产到户，如果没有邓小平支持，恐怕站不住。”

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几经风雨，几经挫折，每走一步都遇到多种因素的阻挠。他凭借丰沛的政治资源和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一步一步渐渐向前推进。

从力挺包产到户到赞赏乡镇企业，从农村改革破题到启动城市改革，从下放权力给地方和企业到支持个体私营经济，从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到创办五个经济特区；从探索双轨制，到力主价格改革；从批准建立股票市场，到推动国企改革；从打破大锅饭，到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到金融财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邓小平披荆斩棘单路蓝缕，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硬是踏出一条路来，从而开掘出新的财富源泉，造就了一个繁荣的中国。

邓小平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但他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的洞察与把握能力，并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超人的魄力，他的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取得了辉煌成就。

各界公认，邓小平对发展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是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

八九风波之后，左倾顽固势力抬头，改革开放陷入低潮，发展的成果有可能被左倾思潮葬送。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87岁的老人再度出山，拼尽全力天鹅之舞，从而挽狂澜于既倒，再度掀起改革势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批评了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左倾思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邓小平这一论断，回答了左倾思想当时对市场经济的责难，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中国改革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