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梁庄

夏天的村庄中午，总是有着地老天荒的安静。热气蒸腾之中，所有的生物都收声噤口，疲乏愚钝。

沿着梁庄的新公路，走过两边密集的新房子，走过梁庄小学，走过老煤场，走过王家胜娃的石灰砖厂，再走过一大片绵延的绿色烟叶地，一条直直的、平整的、向远方无限延伸而去的开阔地，突然从茂盛的庄稼地里开出，呈现在大地的中心。它如此宽阔，以至于一眼望过去，两边的村庄房屋和庄稼都显得非常遥远和矮小。那惊人的宽阔充满着神秘的威力和不可思议的创造力，把大地、植物、时间和空间都逼得狭小且短暂，显示出一个庞大国度的浩然之气。举世瞩目的、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调水工程”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横穿湍水，跨过梁庄，向大陆腹地延伸而去。

但是，在村庄内部，连续的暴雨肆虐地冲刷着房屋、地基、路、树木、杂草和庄稼，一切都处于无序之中。最明显的就是村庄内部道路的损伤和混乱。新房在不断建起，路却越来越难找。从公路进梁庄的主路根本无法辨认，道路已经被两旁的杂草完全遮蔽。我家老屋的左边原来是一条直路，可以通往村后的庄稼地和韩家，现在，也都被周边各家的新房所分割，路变成了弯弯曲曲的一条缝儿。

老老支书兴隆家的院子半边已经坍塌，看到我路过，坐在院中树下乘凉的老老支书站了起来，大眼一瞪，喊我：“小清过来坐啊！”旁边的大奶奶扶着拐杖，也艰难地站起来。我看到她脸上的神情，吓了一跳。她的整张脸都垮了下来，就好像里面的骨头挂不住外面的肉，五官完全错位。她的嘴巴嚅动着，呜咽着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整个眼珠都散了，看起来很恐怖。我心里像塞了一块冰，冷得要窒息，急急地逃跑了。老老支书仍然声如洪钟，在我们身后喊着：“再来玩啊。”

村东坑塘中间的那条大路地基已经塌陷，一边低一边高。坑塘旁边丰定家门口停着一辆拖拉机，一个轮子几乎悬在了坑塘的边沿上。如果单看路的现状，你无法明白他是怎么把这个庞然大物开进来的。

丰定和老婆去年从中山市回来，买了拖拉机和旋耕耙，挣钱养家，打算不再出门。我好奇地问起他的拖拉机是怎么开进来的，他即刻骂起来，说有钱的在公路边盖房子，车想咋放咋放，村里的路越来越没人管。这段路是他和哥哥、父亲自己拉石子垫的，勉强把车开了进来。几场暴雨之后，路又塌了，他还得再垫路。丰定一直想在公路旁找新的宅基地，想盖新房。但是，村委会怎么也不给他批地。

找丰定，除了想听听他的打工史，想了解他为什么要回来之外，主要还是想通过他找一找在广州一带打工的梁庄人。梁庄在南方打工的人几乎都是他们兄弟两人带出去的。他知道好几个人的电话，当即打了过去，只联系到其中三个，另外两个手机已经停掉。

在随后的十来天里，我一家家地走访，打听电话，进行联系，始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我没有想到，梁庄在外的打工者，他们和家人、村庄的联系如此之少，彼此之间竟然如此隔膜。

有些家庭整体离开村庄，多年不回村庄，至多春节到坟园上坟烧纸，根本不作停留，只能猜测谁有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些电话非常难找。有些家庭在村庄的人缘不好，出去打工几乎不与村庄联系，村里出去打工的人也不会找他们帮忙，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遗忘了他们。那些有孩子留在村庄上学的青年夫妻，原来会在春节回来，现在，则在暑假托人把孩子送到打工地点（每到暑假，都有专门做这样生意的长途汽车，车费要高于正常车费一倍），孩子在那儿玩一个暑假，再托运回来，自己也不耽误打工时间。

有的在外打工多年，会忽然回来，起一座“豪宅”，接儿媳，在家过一个春节，然后，又从梁庄消失，继续在外打工。但这样的中年打工者，不久就会回到村庄，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开始下一个任务：照顾孙子或孙女儿。万青和巧玉就是这样的情况。2008年我回来的时候，万青的儿子结婚。2009年，万青有了第一个孙女，在汕头拉三轮车的万青和在电子厂打工的巧玉只得回来。巧玉照顾孩子，万青在梁庄砖厂干活，儿子和儿媳则继续在外打工。

难以联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打工者工作调换太快，尤其是年轻人，常常在不同城市干不同的活儿。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废除之前的号，换当地的手机号。每换一次号码，就会与一批人失去联系，慢慢地，也就越来越少人知道他们的电话。福伯家，梁庄的大家庭，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几个儿子和众多孙子分布在新疆、西安、郑州、北京、深圳等各地打工，福伯把儿子孙子们的电话都记在墙上。我按照电话一个个打过去，结果，有一半都打不通，福伯搞不清楚他的儿子们和孙子们都在哪里。我问福伯到没到西安或北京去看过儿子孙子，知不知道他们在那儿生活得怎么样。他诧异地反问我：“谁去那儿干啥？打个工，还能住啥样吃啥样？”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留在梁庄的人对在外打工的亲人、族人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似乎他们认定在外打工的梁庄人整个心还在梁庄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会饶有兴致地讲谁谁回来娶媳妇、割痔疮、做手术、盖房子，也会以一种特别陌生、惊讶的口吻谈谁谁校油泵发财了，谁谁又赔了，现在回梁庄在做什么。梁庄始终是中心。在外，只是暂时的，讨生活的最终都会回来。也因此，他们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的亲人在外打工的状况，即使谈起来，也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完全逆来顺受的态度。

关于村庄里出去的一些女孩子，我听到了很多闲话。一贯高声大调的梁庄人在谈起她们时连说话的声音都会放低许多，暧昧而不屑。在红伟家里，我碰到万生，他先是在吴镇开饭馆，生意非常好，却因政府欠账太多，难以为继，就关了饭馆到西安，在那里的城中村卖河南烩面，结果还是开不下去。据说是他老婆太不会来事儿，得罪了去吃饭的老乡。我向万生要他两个妹妹玉英和玉花的电话，他却支支吾吾，周围的人也满含暧昧之色。在经过一段铺垫之后，这些女孩子的故事才慢慢地在闲话中、在破碎的证据和相互的争执中浮现出来。

回乡的梁庄打工者并非因为本地经济吸纳力转好。他们几乎都是受伤者或病患者，或因为孩子、家庭的问题不得不回乡。丰定、永树兄弟先在广州郊区打工，后来在中山的鞋厂和高温塑胶厂一干好多年，都是严重的胃溃疡患者；丰定的老婆是从15岁起在鞋厂干活，2005年左右，她的头开始有轻微的颤抖，应该是轻度中毒或中风的标志。在云南校油泵的书明被摩托车撞飞，伤了左腿，引起肌肉萎缩，不能再从事任何劳动，回到梁庄吃老本儿，天天以打牌为乐。而万青，我在梁庄砖厂看他干活时，才发现他的左胳膊已经残疾，严重萎缩。他一直隐瞒得很好。那是1994年他在山西一个煤厂干活时，煤窑倒塌伤了小脑留下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