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

酒过三巡，梁峰喝醉了。他开始找手机拨号码，嘴里嚷着：“我非给我爷打个电话，我想看看我爷在干啥。我稀罕我爷。”

他爷，我八十岁的福伯，耳朵有点聋。他们打电话的过程，就像吵架一样。

“爷，你在干啥？”

“啥啊？”我们听到那边巨大的声音。

“还在菜园里？”

“啊？”

“大晌午还去干啥，别晒坏了。”

“哦。”那声音漫应着，传达出来的意思其实是“不知道”，他没听见。

“你一个人可少喝酒啊，自己割点肉，吃好一点儿。我老奶还好吧？”

“啥啊？”

“爷，我想你啊，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

“啥？听不见啊！”

“爷，是我啊，老大峰。你在干啥？”

“啊，大峰，又喝酒了？”

“我想你，爷！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啊，爷。”

梁峰声音里带着委屈的哭腔。他拿着手机跑到外面去，站在院子里打，还是像吵架一样的声音，话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妻子在屋里撇了撇嘴：“可稀罕他爷，喝醉了就要给他爷打电话。”

外面吵架式的对话持续有十几分钟。梁峰进屋来，眼圈红红的，一直喃喃地说：“我谁都不想，我就想我爷。我稀罕我爷得很。每次回家，我就住我爷屋里。”

大家都笑他：“醉了，醉了，大峰又醉了。”他妻子一直轻蔑地撇着嘴，推着梁峰说：“赶紧去睡一会儿，一会儿猫尿就出来了。”

梁峰搂着他老婆，眼泪流着，说：“老婆，我知道我喝多了，我想我爷啊。”他老婆很不好意思，不断推开他，他又不断去搂她。

一会儿又搂着我，自豪地说：“不是我说的，姑，你可以去问问，厂里没人说我梁峰怎么样。活干得好，从来不偷奸耍滑。对人，那也是没说的。”一会儿又很低落，“姑，你不知道，我在这儿，就是打工。厂里人永远不会给外地人机会。你干得再好，没人提拔你，你永远不可能是个车间主任。他本地人有三险，我这外地人，啥也没有。就个干工资。有啥指望？

“实际上城市不比农村美。我现在一回老家，感觉很美，有地有树，多舒服。我觉得说说农村清是美，我房子也盖了，我出门就是挣点钱。城市，除了楼还是楼，除了房还是房，除了车还是车。我是没办法，我来你北京打工。”

梁峰老婆对梁峰的每一句话都表示不屑，“就显你能”，接得非常紧凑，非常顺溜，像是唱双簧，又像是演一出熟练的戏。

下午一点半，该是梁峰上班的时间了。他老婆提醒他，他不理她：“我不去了，姑都来了，我还在乎那几十块钱？钱算啥？”他紧紧搂着老婆，又把头靠在老婆肩上，让我给他们照相。一张俊秀的脸上惊人的眼袋，长期过多喝酒留下的痕迹。他又要给福伯打电话，被老婆夺下了手机。她把他推到龙叔家的西屋里，躺在龙叔的床上，梁峰很快睡着了。

这是秋天的中午，阳光有些虚浮，但仍然很暖。我们——我和父亲；五奶奶的大儿子，我们叫龙叔的，他们一家，龙叔龙婶，儿子梁安，梁安老婆小丽和他们的儿子小点点；西安万国大哥的大儿子梁峰和他老婆——在顺义牛栏山镇姚庄村龙叔家喝酒。

村庄简陋、安静，年岁久远。有老屋，有灰尘，有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阴影。龙叔租的那个院子分前后院，前面是一幢较新的二层小楼，房东后来加盖的；绕过小楼，后院是老房，一座三间的小平房。平房和前面的小楼之间形成一个院子，自来水管和水槽就架在院子前左方。右边是一个简陋的红色石棉瓦搭成的小厨房，厨房旁有两棵高大的柿子树，艳红的柿子挂在稀疏的绿叶中间，活泼，也有奇怪的安稳。

平房低矮，小窗窄门。里面的设施非常简单，没有常居家庭那种积年物品的拥挤，只是简洁的暂居状态，但奇怪的是却有家的基本感觉。是因为人，完整的一家人，还是因为这安稳的空间，这两棵柿子树？

龙叔上个月刚回过梁庄，和西安的万立二哥、虎子一样，回家治病，割痔疮。生病的时候，梁庄人总是千里迢迢回到穰县治病，哪怕只是像割痔疮这样的小问题，更不用说二哥的糖尿病、虎子的断腿。

梁安戴着一副眼镜，个子不高，黑得透亮，细瘦，不爱说话，很有主见的样子。小丽已经又有八个月左右的身孕，长脸，脸上布着一层淡淡的雀斑，忠厚里透着点小风情。她的肚子高高隆起，但儿子要求她抱时，还能够麻利地把儿子抱起来，用臂膀夹在旁边。

梁峰在特种玻璃厂上班，他的老婆在姚庄村的一个电子厂上班。他们住在这个村庄的另一头。梁峰看起来非常腼腆，皮肤白皙，浓眉长眼，挺鼻薄唇，很俊的一个小伙子。他老婆圆脸圆眼，又剪了一个娃娃头，很可爱。

和梁峰同在一个厂上班的万科三哥没来。万科是梁峰的亲叔叔、福伯的三儿子，前几天在电话里约好今天一起在龙叔家见面。问梁峰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模模糊糊的，很不清楚。

梁峰夫妻来北京已经七年了。我问梁峰的老婆：“孩子们来过北京吗？”

她说：“来过。梁峰妈带着她们来过一段时间，不适应，住的地方太窄，嫌挤，花销也大，就带着孩子又回去了。没办法，只能顾一头，给钱就行。”对于孩子和自己分离，梁峰老婆持一种平常的态度，并没有特别难过。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孩子真来了北京，他们并没有时间照料孩子。除了在哪儿入学，学籍、户籍这些具体的制度问题之外，他们很难按照学校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每天早七晚七的班，十二小时的工作长度，居住条件差，也请不起保姆。更何况，他们对自己教育孩子的能力也有所怀疑。

在吃饭、喝酒和聊天的过程中，梁安很少说话，也不喝酒，一边听着，一边很周到地照顾大家。他吃饭非常少，能感觉到他心里不舒展，有郁结。

龙叔说：“梁安啊，心事有点重。从小都好操心。小时候，村里人都说，这娃儿将来有材料。我都给他说，凡事别想惩多，咱干哪儿是哪儿，肯定饿不死。”

在梁庄的同龄男孩中，梁安干得非常不错。1987年出生，2011年来北京打工，先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刮腻子，拎泥包。2006年开始单干，做一个“小包工头”，自己找活，承包下来，然后领一帮工人去干。2008年，二十一岁的梁安开着自己的昌河车回到梁庄，盖房、结婚，共花了二十多万。离开时把车放在家里，回北京又买了一辆长安之星，中型面包车，手续办下来，将近七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