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炮(第2/3页)



我们站在了大门口时才发现,有两匹黑色的高头大马,拴在街边的电线杆子上。半块月亮在天边暗淡无光,满天星斗灿烂。马身上反射着小星星,xx眼睛是闪光的夜明珠。看着它们高大的身影,尽管我还不能完全地领略到它们的英姿,但我已经感觉到了它们不是凡马,不是凡马就是天马。我感到热血澎湃,心潮激荡,很想扑上前去,搂着马脖子爬上马背,但老兰在黄豹的扶持下已经翻身上马,黄豹也一个鹞子翻身飞上马背。两匹马相跟着,驮着两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沿着村子正中的翰林大道,先是小跑,然后就是疾驰,如同两颗璀璨的流星,片刻间便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只留下一片清脆的蹄声在我们的耳边萦绕。

精彩啊精彩,这个夜晚实在是神奇无比,无比的神奇这个夜晚,是我来到了这个人世间最值得反复回忆的夜晚。这个夜晚对于我们一家的重大意义在后边的岁月里将会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我们呆呆地立在那里,仿佛几棵树被冻结在辉煌金秋的印象里。

小北风飕,从我的脸上刮过,因为有酒垫底,皮肤充血发热,所以我感到十分舒服。我的父母是不是也感到十分舒服呢?当时我不知道,但后来我就知道了。后来我知道了我的母亲属于燥热型酒徒,如果是冬天,她就会边喝酒边出汗边往下脱衣服,脱了外套脱毛衣,脱了毛衣脱衬衣,脱到衬衣不再脱。后来我知道了我的父亲属于畏寒型酒徒。他越喝身体越畏缩,越喝脸色越白,白得好像一张封窗的纸,也像一片刚刷了石灰的墙皮。我看到他的脸上突出了一层小疙瘩,好似褪了毛的鸡皮。我甚至能听到他的牙齿碰撞的声音。父亲喝酒到了火候,就像发疟疾的病人寒潮到来。就像我的母亲喝酒喝到火候,即便在三九寒天也会大汗淋漓一样,我的父亲,即便是在六月三伏,只要喝多了酒,也是寒战不断,犹如过了霜降之后,在黄叶落尽的柳树梢头苟延残喘的寒蝉。那么,由此推测,在这个对于我们家意义重大的夜宴之后我们到街头上去为老兰和黄豹送行时,那飕飗的小北风,刮到我母亲脸上,会让她感到十分地舒适,同样的小北风刮到我父亲的脸上,就会让他感到难以忍受,简直就像用小刀子剜肉也似,简直就像用蘸了盐水的鞭梢抽打也似。妹妹的感觉我不知道,因为妹妹没有喝酒。

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彻底沉没,大地陷入黑暗。但大道对面的会场上却是一片灯火。豪华的轿车,络绎不绝开来,车灯明灭,喇叭歌唱,一派富贵景象。从车上下来的人,都是时髦的小姐和尊贵的先生。他们多半穿着休闲的服装,看似普通平常,但都是昂贵无比的名牌。我嘴巴里讲述着陈年往事,外边的情景也尽收眼底。灿烂的礼花在空中绽放那一瞬间,庙堂里一片辉煌。我看到了大和尚仿佛镀了一层黄金的脸,感到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是一具涂刷了金粉的木乃伊。礼花在空中连续绽放,隆隆的炮声滚滚而来。每一簇礼花的绽放都会引起仰脸观看的人一阵惊叹。大和尚,就像礼花一样——

迷人的时刻总是转瞬即过,痛苦的时刻总是分秒难捱。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迷人的时刻无限漫长,因为它总是被经历者反复地回忆,并在回忆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使之丰富,使之膨胀,使之复杂,使之成为一个进去了就难以出来的迷宫。痛苦的时刻因为痛苦,经历者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它,即使不慎相遇,也尽力地想法逃脱,实在逃脱不了也尽量地淡化之,简化之,遗忘之,最后使之成为一团模糊的轻烟,一口气就能吹跑。这样,我对那个夜晚的流连忘返的描述就找到了根据。我舍不得往前走。

我舍不得满天星斗、舍不得小北风的飕飗、舍不得被星光照耀着的翰林大街,更舍不得那两匹大马留在街道上空的美好气味。我的身体站在自家的大门前,但我的灵魂已经跟随着老兰、黄豹和那两匹幻影般的大马而去。如果不是母亲拉我,我会在街上一直站到天亮。经常听人说灵魂出窍的故事,我原先以为那是迷信,是瞎说,但在那盛宴过后、大马飞驰的时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灵魂出窍的滋味。我感到我从自己的身体内钻出来,好像小鸡啄破蛋壳出世。我的身体柔软,轻如鸿毛,地球的引力对我几乎没有作用。我的脚尖只要一点地,身体就会像皮球一样弹起来。在这个新我的眼睛里,北风有了它的形状,仿佛在空中流淌的水,我可以自如地将身体俯卧在风上,由它托着游走,收发自如,随心所欲。有几次我的身体眼见着就要与大树相撞,但我的意念一到,风就高高地把我托举起来。有好几次我眼见着无法避开迎面撞来的墙壁,但意念一到,我的身体就缩成一张接近于透明的薄纸,从墙壁的用肉眼几乎难以发现的缝隙中穿了过去……

母亲强行把我拖进了家门,在大铁门被关闭时发出的铿锵声里,我的灵魂才不情愿地回归原位。我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当我的灵魂归来时,我感到头脑里一阵冰凉,那感觉类似于一个在外边冰冻了许久的孩子钻进了热被窝,这也是灵魂存在的证明。

父亲把已经睡熟的娇娇送到炕上,然后把那个红包交给了母亲。母亲打开红包,显出一沓百元大票。数一遍,十张。母亲显出惶惶不安的样子,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往手指上啐了一口唾沫,又将钱点了一遍。还是十张,一千元。

"这见面礼,也太重了点,"母亲看着父亲说,"这叫我们如何担当得起?"

"小通那里还有呢。"父亲说。

"拿过来。"母亲仿佛气呼呼地说。

我不情愿地将红包交给母亲。她照老样子先粗点了一遍,然后又啐唾沫濡湿了手指仔细地点了一遍。也是百元的大票十张,一千元。

在那个年代里,两千元可是一笔巨款。所以母亲只要一想起借给沈刚眼见着血本无归的两千元就悲愤难平。那时买一头能拉独犁的犍牛也不过七八百元,而一千元,足可以买一匹拉大车的骡子。也就是说,老兰给我们兄妹的见面礼足值两头大骡子。在"土地改革"的时代里,家里如果养着两匹大骡子,绝对会被划成地主成分,而一旦成为了地主,苦难就对你敞开了大门。

"这可怎么是好?"母亲紧蹙着眉头,像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一样低声地念叨着。她的两只胳膊僵硬地往前伸着,脊梁也有些弯曲,手里捏着的仿佛不是两沓钱,而是两块沉重的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