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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儿童救回后，染上了一种怪病（上）

2016年11月16日上午，我因为感冒在家里躺着，这时一个署名“蓝色火车”的人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孩子找到了，有事想和您聊聊！”

“蓝色火车”上一次给我留言，是一周前。“朋友家六岁大的儿子刚在燕市太兴区葫芦路附近走丢了，可能是被拐了。”他问我除了报警外，是否有什么应急方法。我告诉了他公安大学王大伟博士发明的“十人四追法”：母亲原地不动，父亲发动亲友十人或以上向四个方向寻找。

因为人贩子把小孩抱走后，经常会火速赶往火车站、汽车站，买张票马上走。

十人四追法示意图

所以丢孩子的一定要比人贩子还快，才能把他截住。据说有位母亲用这种方式，在火车站截住过正在检票的人贩子。

四个方向最少是八个人，还要有两个人，一个去报警，另一个人要留在家里，因为有时小孩能自己找回家。所以一旦有两三岁的孩子丢失了，要马上组织最少十个人，赶快出去追，不要有任何耽搁。

因为当时我还在查假钞的事情，同时准备去香港参加同行聚会，就把这件事忘了。

一个月后，忽然得知男孩找到了，我挺高兴，赶紧又联系了“蓝色火车”。我问他具体是怎么找到的。

“蓝色火车”告诉我，他看到我回复的信息，已经是几小时后了，“十人四追法”已经不适用了。警方调了附近所有的监控，确定孩子是被一个中年男子拐走的，但具体拐去了哪儿，需要慢慢调查。

在警方调查期间，“蓝色火车”的朋友把失踪男孩的信息发布到“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上。有志愿者在东南地区巡看时，发现了长相相似的男孩。通知家长后，家长和当地警方一起找过去，发现那确实是自己儿子。

我问他是否抓到人贩子。他说没有。他这次找我，就是因为这事。

我奇怪：“孩子都找回来了还找我有事？”

他说是，孩子回到家之后没几天，生殖器和肛门等处出现了溃烂的情况。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这是性病——孩子得了尖锐湿疣。

也就是说，在被拐卖期间，这个男孩被迫和人发生过性行为。

我问他购买孩子的那对夫妻中，是否有人是恋童癖？

“蓝色火车”说没有，发现孩子得了性病后，他们又报警了。警察带那对夫妻去化验，两个人都没有尖锐湿疣。现在猜测，人贩子是恋童癖，在拐卖过程中与男孩有性行为，把性病传染给了他。

简直太可恨了，我问他能帮上什么忙。

“蓝色火车”告诉我，他的朋友，也就是男孩的父母，现在愿意出三十万元找出这个人贩子，将他绳之以法。问我愿不愿意接这个活儿。

我说我得考虑考虑，晚上可以一起吃顿饭，详细聊聊。因为感冒，不能吃太油腻的，所以我订了一家淮扬菜。

晚上6点，我给周庸打电话，开车接上我，到了饭馆。在餐馆门口，我见到了“蓝色火车”。他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看见我和周庸过来立即上来打招呼：“您好，徐哥吧，太谢谢您了！”

我摆摆手不再客套。

我们进了店里，点了蟹粉狮子头、太湖虾仁和我最喜爱的大煮干丝，要了一壶龙井。倒上茶，我和他实话实说：“三十万元的活儿，我挺想接的。但说实话，找人不算是我的强项。”

找人在我的职业技能里算是比较弱的一项——我比较擅长对现有目标的分析、追踪、监听和挖掘。

但找一个从来没见过，身份信息完全不详，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说实话，这方面我比较弱。

当然，比较对象是能查天眼、定位手机的一些私家侦探和警方。

他摇摇头：“我们之前就找过你，对你比较信任。”

我说：“行，你要认准我了，咱就签个合同——我们一般不干太长的活儿，超过十天没线索，就放弃。你们负责调查所花的交通食宿。要是查到了，不需要报销费用，直接全款就行。”

“蓝色火车”点头表示同意，我发给他一份电子合同，他扫了一眼，说可以。

周庸买单后，我管“蓝色火车”要了那对从人贩子手中购买男孩夫妇的地址，买了第二天一早8:10燕市飞泊州市的机票。

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我和周庸到了泊州市。

在泊州机场一楼进出口停车区，停前面的都是当地的出租车。一群男子站在车附近，见我和周庸出来，上前招呼：“你们要去哪儿？到这边来说，运管在这儿不方便讲。”

周庸刚要说话，我拦住他：“不用，我们不打车。”

绕到出租车停放区的侧边，有许多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我和周庸上了车，说到汽车南站。周庸问我，为什么机场一出来那儿不打车，跑这么远来坐出租。

我还没说话，司机回头看我一眼：“这小伙是聪明人啊，门口停的那些出租车基本都是不营运的，停在这里只是为了招揽客人，然后把客人倒手给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或者黑车，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你们要打那车他们得收三百多。”

周庸：“就没人管吗？”

司机摇摇头，没再说话。

到汽车南站时，已经快下午1点了。我和周庸在汽车站坐车，先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泊州市下辖的安通县城，又从县城坐了一个小时的小巴到感怀镇，等在感怀镇下车的时候，已经5点了。

周庸下车时都要吐了，说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车了：“徐哥，他们在燕市拐一孩子，卖到泊州来——这也卖得太远了吧！”

我说：“是，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买卖。”

感怀镇的空气很好，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层小楼。我和周庸按照地址，问了几次路，找到了陈强夫妇的家——他们就是买了男孩的那对夫妻。

我和周庸在门口敲了敲门，没人开，我们就站在门口等着。这时路过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问我和周庸在这儿干吗，我说我在等陈家的人。

大叔说自己是邻居，就住旁边，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我们是记者，正在做一期拐卖儿童的调查，想问问他们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的事。大叔没说话，转身走了。

周庸问我：“徐哥，等会儿直接问他们认不认识人贩子？”

我说：“当然不能这么说，他们至今没孩子，也没领养，肯定有困难。从对方角度出发，人家才能理我们。”

天黑了，陈强夫妇才回来。

我说我们是记者，了解到前段时间他们买孩子的事，想问下，为什么不去福利院领养，而找人贩子买。这对夫妻一肚子苦水：“我们也不愿意啊，八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