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Lou（第2/4页）

“我那件蓝色的冲锋衣在哪儿？”总算还是他先开口了。

“壁橱最上面那只写着Mount Baker（贝克雪山）的箱子里。”李孜回答，“你要去野营？现在是一月份……”

话刚说出口，她就明白了Terence为什么突然要找那件衣服。他们是在华盛顿州的贝克山参加一个初级登山课程时认识的，她第一次看见Terence，他就穿着那件灰蓝相间的冲锋衣。

Terence把那只纸箱搬下来打开，里面装的全都是他们初次相遇时用的东西，他从箱底抽出那件衣服来，转过头来看着李孜。两个人恐怕都想起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曾经那样认真地计划要去上中级和高级的课程，然后把惠特尼山、西耶拉和圣胡安山脉挨个儿爬个遍。

李孜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冒出来的竟然是一句：“我明天一早要上庭。”

“我这就走。”Terence回答，在原地踟蹰了片刻，终于还是走到她身边，俯身在她额角的头发上印上一个吻，然后转身走出去，快到门边了又回头说，“普勒冈海湾。”

“什么？”

“你电脑上那张照片，是普勒冈的海湾，在法国，南特附近的。”

屏幕上显示的是那张油画效果的海景。“你怎么知道的？”李孜抬起头来问。

“那个蓝色的灯塔，很特别。”他回答，“大学最后一年的暑假，我一个人去欧洲旅行，曾经到过那里。那一个月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在床上的，火车上、车站里，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很难忘的日子。”

“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李孜问。

Terence笑了一下，答道：“我们彼此之间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李孜头一遭进了刑事庭，也是她第一次见到本案的地区检察官，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黑人男子，不曾开口就显得声色俱厉，很具正义感。相形之下，法官反倒和煦了许多，六十岁上下的女人，有些胖，看起来应该心肠很软。陪审团由十二人组成，三名黑人妇女，三名西裔妇女，一个菲裔男子是其中唯一的亚洲人，剩下的五个都是白人，三男两女。这些人都是Han的前任辩护律师在预审之前参与选择的，无论喜欢与否，他们也只能接受了。

Han坐在李孜身边的被告席上，穿着一身黑色西服，白衬衫，没有打领带，显得很平静。他的家人、朋友和几个芭蕾舞团的同事都坐在旁听席听审，倒是受害人那一边没有任何人出席。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她曾以为Ming可能会来，至少Eli York遗嘱里提到的那个姓Vernette的法国人肯定会来，受托料理丧事的总应该是很亲近的朋友吧。

法官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官先陈述了指控的性质和案情经过。由于缺乏有可采证据支持的辩护要点，Ward出于诉讼策略考虑，放弃了辩方的开场陈述。

之后的控方举证进行了整个上午，检察官先后提交了数十件案发现场取得的物证，包括银厦的监控录像，Han留在公寓客厅里的几处指纹，其中一个酒杯上的唾液DNA检测报告，还有Eli York留给Guary Criton律师的遗嘱。

Ward仅仅在交叉询问当中提出，所有这些证据只能显示被告在案发前到过现场，无法直接证明他有实际的犯罪行为。但接下去的几份证物和证人证言很快就让这一观点显得苍白无力。

先是Han的心理医生到庭作证，证明Han在八月二十日离开纽约前临时预约了一次门诊，带走了一张处方。

“你总是一次开给他两周的药量吗？”检察官问。

“不是。”医生回答，“一般总是七天的量，但他说要出差两周，在那之前他已经连续服药半年左右了，突然停药可能会有些不良反应。”

“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梦境怪异、幻觉、嗜睡、情绪低落等等。”医生说道，“当然，跟服药过量的副反应根本不能相比。”

检察官紧接着呈上了上西城一家药房的销售记录，记录显示，八月二十日当天，Han曾用那张处方购买了两盒共两千一百毫克的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随后出庭的是为本案出具验尸报告的犯罪鉴识专家，他应检察官的要求陈述了尸检结果，说Eli York的死因正是过量服用含有中枢神经兴奋成分的文拉法辛，估计剂量在两千毫克左右。按其死亡时间推断，服药的时间是在九月十日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

检察官适时地重提了一下监控录像里Han离开银厦的时间，一点三十五分，刚好落在这个区段里。

Ward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两个假设，以及随之产生的两个问题。

假设一：死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喝下混入文拉法辛的酒。但留在现场的两只酒杯属于威士忌纯饮杯，容量是三盎司，两千毫克的药物能否在短时间内不留痕迹地混入？

假设二：死者被迫服下药物。死者和被告均为成年男性，身高均为六英尺上下，体重也相当，为什么尸检时并未在死者身上发现明显伤痕？

接下去的一个证人便是Lance Osler，按检察官的要求重复了一遍他的证词：去年八月三十日，曾在巴黎和平路上一家商店里看到Han打了Eli York，并威胁要杀了他。

Ward站起来做交叉询问，装作很随便地问：“Osler先生，请问你在市立芭蕾舞团的职衔是？”

“首席演员。”Osler回答。

“据我所知，案发时本案被告是首席演员，而你还只是独舞演员，你是什么时候晋升到现在这个职衔的？”

“去年十一月。”

“也就是本案被告被拘捕之后不久……”Ward话音未落，检察官又一次叫了“反对”。

Ward转向法官，解释说只是想阐明证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却没能得到法官的支持。Lance Osler回答问题的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坦率，没有犹豫，也毫无愧色。

Ward只得抛出了那个问题，“Osler先生，你和被告的妻子是什么关系？”

“反对”声又从检方坐席上响起来，但这一次法官示意Ward继续。

“对不起，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证人席上的Lance Osler沉默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那个问题，反而看着坐在旁听席里的Esther问，“Esther，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算是什么关系？”

这句话让旁听席上一片哗然，检察官在证据开示的过程中已经看到过相关的物证，所以也不意外，但肯定在那里后悔，太倚重Osler一个人的证词，没有准备得再充分一些。

Ward走回辩方坐席，拿出那几张酒店账单，一个日期一个日期地问下来：当时在哪儿？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

Lance Osler一一回答，始终看着旁听席里的Esther。李孜没办法很清楚地看到Han和Esther脸上的表情，她听着那些咄咄逼人的问题，禁不住自问，那些原本隐没在岁月和琐事里的秘密一旦被这样清晰明白地说出来，当事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