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夏日的时光总是很长，似乎炎热把几分钟拉成了几个小时，再把几小时拉成了几天。

周六下午，七点已过，阳光依然炙热，游泳池充满了孩子们的喧闹声。我和蕾切尔在游泳池会合。虽然我很疲惫，却是那种完成了任务后舒坦的感觉。我们游了几圈，然后玩水球，直到游泳池下班救生员来催我们。回到家吃过晚饭，已经差不多十点钟了。我脱下衣服，打开窗子，一股微风顿时穿过夜色而来。

我打开新闻频道，想看看媒体对于“牛奶节”是怎么报道的，好比较一下我们刚录的片子。主持人正在播报三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因为策划爆炸一栋联邦大楼而在明尼阿波利斯1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的新闻：三人中有一个还是联邦政府的高级雇员，曾与该大楼里面的激进分子合谋，弄到了交通高峰期的车流量调度表和该大楼的图纸。

对于种族主义密谋的报道占了这么多时间，电视台似乎有些歉疚，接下来安排了一个金发美女惊艳登场，语速飞快地总结了“拉美裔进步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据该党领导人拉乌尔·伊格莱西亚斯说，拉美裔很快就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可是在就业方面，大多数人却处于社会的下层。

“由于现存的经济制度，我们正在挨饿，”伊格莱西亚斯说道。“我们中很多人甚至连最低工资也拿不到。本市2500家少数族裔企业中，拉美裔企业得到的合同还不到3%。我们希望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该党在集会上要求拉美族裔参加定于劳动节2在戴利广场举行的示威活动。

报道转到了市长讲话的摘要。市长在其蹩脚的演讲中宣布，他的目标就是要给与每个人公平的待遇。“我本人就生长于蓝领家庭，深知一份可靠稳定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本届政府绝不会阻碍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这就是真实的芝加哥：种族、劳工、政治，三大问题盘根错节。

斯蒂芬·拉蒙特怕是肺都要气炸！

终于等来了20秒钟的“牛奶节”新闻。一头奶牛的特写镜头，人群的切换镜头，玛丽安讲话的原声片段。节目一闪而过，费用却不低。我们的节目比它好。我用调羹舀了一些香草冰激凌在碟子里，以奖励我自己一下；突然，电话响了。

“我是大卫·林登。”

我穿着体恤衫与短裤，想赶紧找东西盖一下。“呃……你好。”

一阵停顿。他觉察到了我的慌乱吗？

然后。“抱歉，我没有早些打电话给你，因为我这一段时间都在国外。”

我在杂物间里胡乱翻检，抓起一件未洗的长袖衫。“你经常旅行吧？”

“对。”

又一阵停顿。

我把长袖衫裹在了肩头上。“我也一直很忙。”

“哦。”

再一次停顿。

“我想知道，你和你父亲是否还想见我？”

“当然。你打算什么时候？”我应该记下来，可笔记本在楼上工作间。

“明天怎么样？”

“明天？你在——？”

“我今天飞来开会。”

“开会？”一辆经过的小车灯光闪烁，后面飘着红丝带。我把长袖衫的袖子裹得更紧。“什么会？”

“新千年外币兑换的税务影响与管理调控。”

“哦。”

“我是富兰克林银行外汇交易部的主管，”他不大耐烦地说。

外汇交易，当日交易3；这两样我都不大了解，似乎风险极大。

“福尔曼女士——”

“两点半怎么样？”我说。“你住哪儿啊？”

“丽嘉酒店4。”

星期天上午，我匆匆穿上那条高档的白色亚麻布休闲裤，上身搭配黑色的丝绸衬衫；好几个月没穿那条裤子，现在拉链都拉不上了。我叹了口气，只好换成深蓝色的西装长裤。我一看，自己好像是熊队5的中后卫球员。于是又换成圆点图案的红色连衣裙。现在又成了赶路的小红帽。于是又换回黑衬衫和那条白休闲裤；因为裤腰裤腿宽大，皱褶多便遮掩了一切；坐下时只要动作缓慢，便不会露出裂缝。我化了妆，把头发夹在脑后，再把一副太阳镜挂在衬衣的胸前。

阳光朦胧，天气闷热；我找到停车位时已经两点半了；匆匆忙忙地跑过丽嘉酒店的水塔，额头上满是汗珠儿；推门进入时，一阵冷风袭来。芝加哥的闹市区高档酒店很多，但丽嘉是最早的一批，而且长盛不衰。我进了电梯，到达12楼的大厅，放轻脚步走过波斯地毯。只见一幅镀金边框的大型油画旁边有个电话间，我便走了进去，在铺着白缎子的长凳上缓慢地坐下来，拿起听筒。第二声铃响他就接了。

“我是艾利·福尔曼。抱歉，我迟到了。”

“我就来。”

我起身，拉了拉衬衣，悠闲地经过喃喃自语般的喷泉，走向一个很大的餐厅，餐厅里面是设计精致的大理石地板，四周是格状的架子，架子上全是盆栽的棕榈，一株活生生的树成了一幅画的边框——临窗俯瞰的街景。严格说来，午饭时间已经过了，然而依旧有一个传菜工举着一个银质托盘，托盘上放着银质穹顶形盖子的碟子；他把托盘递给了站得笔直的服务员。

服务员把托盘送到了一对金发碧眼的夫妇面前；这对夫妇带着三个淡黄色头发的孩子，孩子们都穿着洁净的白色夏服。杰伊·盖茨比6，黛西·布坎南，以及他们的孩子——假如故事是另一种结局的话。不知大卫·林登是否带着他的妻子儿女？我想象着一幅温馨的场景：一个温柔端庄的妻子带着几个活泼可爱而彬彬有礼的孩子。

服务员把一个穹顶形盘子递到小女孩面前，但她却用倒肘推开服务员，拿着芭比娃娃行走于桌子边缘；她母亲弯下身子对她耳语，小女孩却生气地摇摇头；母亲再次请求，女孩很不耐烦地大叫一声“不！”

突然，两兄弟中的一个把一个蘸了奶油的面圈扔向了妹妹，正中她胸口。女孩爆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餐厅里顿时僵住了，就像过去的广告片中，爱德华·弗朗西斯·赫顿7讲话时的场面。然后人们发现小女孩并未受伤，餐厅里便恢复了常态。于是，父亲斥责儿子，妻子责骂丈夫，女孩哭了起来。

这时我转念一想，大卫·林登住得起如此高档的酒店，他的孩子恐怕也会宠坏，怕也和这几个淘气鬼差不多，其中哪个将来甚至会成为杀人犯也说不准。想到这里，心里感到平衡了一点儿。

“艾利？”

我转过身。面前站着一个身穿白色马球衫的男子，海军蓝的休闲裤，马革休闲鞋。他肩膀宽阔，手臂的肌肉如雕塑一般，表明是健身房的常客；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细纹围绕着眼眶；贵族范儿的瘦削鼻子使他的神情显出轻微的傲慢。他肯定有五十多了，但看上去年轻得多——半是因为头顶上一副瑞福牌8的太阳镜，半是因为一头浓密而过早变白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