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彭七月在1966（第4/11页）

彭七月一路走一路看，渐渐看出了门道：小小的斜桥地段医院冒出来两支不同的造反派，一支叫“红镰刀”，另一支叫“疾风暴雨”，它们旗鼓相当，都自诩是最红最红的革命派，怒斥对方是“保皇党”，斗来斗去。但写在墙上的沈云锡之流，人人得而诛之，“红镰刀”斗完了，“疾风暴雨”拉过去接着斗。

走廊拐弯处，彭七月不慎撞上一个人，出于习惯，说了声“对不起！”

对方没有反应，楞楞地看着他，彭七月这才看清楚，对方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步履蹒跚，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嘴唇边凝结着干涸的血迹，估计刚刚挨过一顿拳脚。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装，打着两片补丁，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戴着袖套，拿着扫把，正在低头扫地。

彭七月刚想跟他说话，忽然想起来，那个年代两个人对话前，必须象特务接头一样“对暗号”，于是掏出红宝书喊了句：“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对方赶紧掏出毛主席语录挥了两下，一边用脚跺地面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对暗号”结束，彭七月才问道：“师傅，才下午三点不到，就停止看病了？”

对方老老实实回答：“有最高指示下达，革命职工都集中到三友实业社的大礼堂开欢迎大会去了。”

三友实业社，解放前是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后来改为上海毛巾十厂，是附近最大的工厂。

“你是谁？”彭七月问。

“我叫张鲁丰，以前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当然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篡权者、阴谋家。现在我是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分子。所以同志，你最好不要跟我说话，因为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万一被他们看见，不光我有麻烦，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彭七月拍拍胸脯说：“阿拉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不怕那些造反派！不瞒你说，我是慕名而来找沈云锡看病的，他人呢？”

张院长苦笑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大字报说，“沈云锡是本院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资本家、反革命分子，院革委会担心他利用手中的经络针、拔火罐、煎药罐——别小看这些治病救人的小玩意儿，被坏人拿着也可以当作凶器——向革命群众疯狂报复，所以早就被剥削了行医资格。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就继续说，“象他这样的三反分子（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简称），本院还有十多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属于严控对象，参加了学习班，每周一三五汇报思想，深刻反省自我批判。今天是礼拜二，他应该在家里闭门思过，但必须随叫随到，对我们的批斗是不定时的，造反派的时间表就跟他们的面孔一样，说变就变……”

说到这儿，张院长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担心祸从口出，赶紧闭上了嘴。

5

彭七月在大同中学门口乘上66路，车厢里也悬挂着毛主席像。彭七月掏出五分钱硬币买了车票，看着售票员用打孔器在票根上打孔，把票交给自己，票根上印有无产阶级铁拳砸烂资产阶级的宣传画，他小心翼翼地把票根收起来，留作纪念。

他有点累了，拖着沉甸甸的行李，在前后车厢的链接部位、俗称“香蕉座”的位子上坐下来，打算歇歇脚，没想到只开出去两站，蜂拥上来一群红小兵，也就小学四、五年级，红扑扑的小脸蛋映衬着手里的红宝书。他们当然不用买票，要所有的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随他们高唱一段：

“革命的鸡下革命的蛋，

革命的同志坐革命的车，

革命的车上唱革命的歌，

谁敢不唱革命的歌，

马上就让他滚下车！

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蛋蛋蛋蛋！”

唯一例外的就是司机，要是他也站起来唱，这车就等于往阴间开了。

唱罢，乘客们重新落座，然后红小兵又开始了宣传：“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一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

红小兵读到哪一段，乘客就自觉把语录翻到哪一页，彭七月偷偷扫了一遍车厢里，二十多名乘客，男女老幼，除了怀抱的婴儿，个个带着红宝书。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站在彭七月面前，大声读着语录：“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男孩脚上穿着一双塑料凉鞋，搭攀已经断裂，眼看就要变成拖鞋了，彭七月觉得他很象小时候的自己，顿生爱怜之心，就掏出钱包，抽出一张图案为女农民开拖拉机的枣红色壹元，塞到男孩的衣兜里，小声说：“拿去，教你妈妈给你买双新鞋……”

万万没想到，男孩把他的手狠狠一推，用稚气未脱的声音，却带着大人才有的严肃表情道：“收起你的糖衣炮弹！”

6

彭七月在河南南路、复兴路站下了车，往前走一百米就是方浜中路。

根据户籍档案，沈云锡家住在南市区方浜中路东马街9号。

方浜路不是笔直的，全长约五百米，这条很不起眼的马路浸洇了上海的近代史。早在清朝，上海的市中心仅限于旧县城一带，即现在的南市老城厢，周围筑有城墙，环城象一个圆，方浜路就是圆中一条竖线，如果把它画下来，恰好象一只猫眼。当时的方浜路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路、淮海路，店铺鳞次栉比，旗幌飘扬，著名的豫园（旧称城隍庙）就在这条路上，加上周围的文庙、白云观、大境阁、慈修庵、沉香阁……老城内香火鼎盛，逢年过节，方浜路上挤满了购物的、烧香的，摩肩接踵，热闹甚于现在的南京路步行街。

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墙外的土地被圈进了租界。北面成为英、美租界（后来叫公共租界，即现在的黄浦区、闸北区、杨浦区），西面成为法租界（即现在的卢湾区、徐汇区），在原来的农田上筑马路、修电灯、通煤气、行驶有轨电车，现代上海市区的格局逐渐形成。这样一来，城墙反而成为发展经济的阻碍，1912年，当时的上海都督府下令将城墙拆除，但是象老西门、老北门、小南门、小东门这些地名却沿用至今。你就能明白，拆毁城墙或许只要一夜之间，但一座城市的历史积淀，却可以延续上百年。

今天，大境路的大境阁（当时叫关帝庙）还象征性地留有一小段城墙，也不知道是文物还是新物。

走在1966年的方浜路上，彭七月步行约五十米，看见地上一只很大的水泥阴沟，污水上泛着污物，有居民在这里刷洗马桶，把大小便倒进阴沟，往马桶里倒入一堆蚌壳，用一把竹爿刷子使劲刷起来，发出整齐的哗啦啦声，类似搓麻将的声音。彭七月明白，自己已经走进了上海的老城厢，就在阴沟的对面，竖着一支水泥路牌，写着“东马街”三个黑色的字。路牌下面横七竖八地堆着发黑的木爿空格子，这是隔壁的煤饼店用来放煤饼的，居民们要买煤饼，就用这种木爿格子，一格一格往家里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