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3（第2/3页）

但是我们所服务的总统和国会议员也有责任，我们的预算和行动优先级是他们决定的。不像我们，他们至少可以公开发言，但我猜想，美国人民如果希望他们任何一个人道歉，那可有得等了—或许再过一千年吧。

起风了，从阿尔卑斯山脉吹过来，带着雨水的气味。回我的饭店要走很远，我最好现在就起身出发，但是我没动。

即使当时还没有人想到，但我很确定，很快地，化为废墟的地方，将不仅只有曼哈顿下城而已—这个国家的整个情报结构都将拆散。如果你想重建，就非得拆散不可。谍报世界的一切再也不会一样了，尤其是“空降师”：政府官员再也没有兴趣暗中监控特务世界，以后他们唯一有兴趣的，就是暗中监控另一拨人。

今天早上我如常起床，但到了晚上的入睡时间，整个星球已经截然不同了：世界并没有在你眼前改变，而是在你背后悄悄改变。

全新的情报世界即将诞生，但我没有所需的语言或行动技巧去应付，所以我发现自己就像马可斯·布榭一样，忽然来到一个岔路口。不确定眼前有什么样的未来等着我，不见得是要追求幸福，但如果能有成就感也不错。我迷失了。我得问自己，我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独自坐在风暴逼近的湖畔，我回顾过去几年，即使找不到答案，希望至少能找到一个往前走的方向。从过往浮现的，是泰国一个叫作坤戎的小村，离缅甸的边界很近。回想起来，这个记忆多年来一直在黑暗深处等着我，知道现身的一天总会到来。

那是一个没有法纪的蛮荒乡间，离盛产罂粟的“金三角”不远。我在这一行刚起步时—当时我刚派驻到柏林一个月—曾被莫名其妙派到这里。坤戎的一切都跟其他原始的山间小村没有两样，只除了深入丛林五千米处，有一连串冷酷的煤渣砖建筑物，周围用通电铁丝篱笆围起来，还有瞭望塔看守。

表面上，这是全球定位系统的一个中继站，但其实，这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监狱。这类美国人所设的集中营虽然被严厉禁止，但其实还是存在：由于地处偏远，就可以用来关押一些在美国不能合法拷打的囚犯。

这个黑牢里有个警卫死了，通常该由东京办事处负责处理。但当时他们忙着另一桩间谍的丑闻，于是我就离开欧洲，搭乘螺旋桨飞机来到一个叫湄宏顺—别名“三雾之城”—的地方。

要去那个卫星定位系统的中继站，通常只要再搭一小段直升机就行，但此时是夏日的雨季，而“三雾之城”的别号可不是徒有其名。于是我跟一个家伙（我想他是当地的鸦片大王）租了一辆丰田四驱车，朝着坤戎的中央情报局黑牢驶去。

经过了壮阔的高山地带，我来到一个老旧的渡口。眼前的河水因为雨季而水势汹涌，渡河的唯一办法就是横水渡—两岸间有一条固定的铁缆，船夫拉着缆绳让船横渡。这条河往下游，将会汇入大名鼎鼎的湄公河—许多秘密行动和越战期间众多美军的悲惨战役，都曾发生在这条河上。

我下了车，满脸憔悴，双眼凹陷；当时我已经马不停蹄赶了三十二个小时路，什么东西都没吃，唯一支撑我的就是满心壮志，以及对这趟任务的焦虑。我跟着一群卖食物的小贩和村民们一起等待渡轮，看着一条生锈的铁缆拖着平底渡轮朝我们驶来，扬起一道道水花。此时一名穿着橙黄色僧袍的僧人问我要不要喝一杯当地的印度奶茶。他英语说得很好，而且当时除了泰国的大象啤酒，也买不到其他饮料，所以我就很感激地接受了。

那个僧人也跟我一样，要朝内陆走，而且我表面上的身份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要来研究地方性流行病，所以他要求搭我便车时，我实在很难拒绝。我们乘坐在那辆丰田上渡河，平底拖船往下沉，几乎浮不起来了，水花飞溅到甲板上，我们只靠一条两英寸宽的生锈铁缆保命—往下游一千米处，就是全泰国最高的瀑布之一。那是我这辈子最惊险的一段路。

我们驶出那个峡谷，进入丛林，头上是浓密的树荫，那个僧人盯着我，看得有点太久了，然后问我是做哪一行的。多亏以前受过的医学训练，我就针对登革热叙述了一番，讲得很精彩，但很快地，他就摆明了他一个字也不相信。或许他知道坤戎那个煤渣砖盖成的集中营。

他曾在纽约附近的一个静修所住过，所以对美国生活的了解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而且他谈起派对药物和现代生活的压力非常有见解。我开始感觉这不是一般的闲聊。“你看起来很惊恐。”他最后终于说，是那种佛教徒的方式，比较像是哀伤，而非批判。

惊恐？我大笑，跟他说我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还说大家通常把我放到食物链的另一边。

“只有西方人才会这么想，”他平静地说，“食物链没有另一边。人人都在逃离一些什么，没有人能幸免。”

我们目光交会。我露出微笑，打趣问他有没有考虑过找个宗教信仰。他也立刻大笑，问我有没有听过山里人是怎么抓猴子的。

我跟他说我对人生略有所知，但这件事倒是不知道。“我们在哈佛不太吃猴肉—通常只有感恩节和圣诞节才吃。”我开玩笑说。

于是他告诉我，山里人会找一个细颈阔腹的水罐，用链子绑在树干底下。

“他们在水罐里放满坚果以及猴子喜欢吃的其他食物。到了夜里，猴子就会从树上爬下来，手伸进那个长颈水罐中。它会抓住那些坚果之类的食物，手就握成拳头。但是拳头太大了，无法通过水罐的细颈，于是猴子就被困住了。到了早上，村民就会来察看，用力朝猴子的脑袋敲下去。”

他看着我好一会儿。“当然，这是一个禅宗故事。”他说，又笑了，“故事的意义是：如果你想得到自由，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

是的，我懂这个意义，我告诉他。这是个好故事，但对我没有任何意义，至少现在没有。

“我想也是，”他回答，“但或许我是注定遇见你，告诉你这个故事。你还年轻，医生—或许以后哪天时机到了，这个故事会对你有意义。”

当然了，他说得没错，时机果然到了，而且是以我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我坐在日内瓦的黑夜里，等着风暴到来，想着纽约所发生的大规模谋杀事件，想着穿短裙的女人为了一个新时代，去招募更年轻的毕业生。

此时我三十一岁，忽然明白了：虽然不是我的错，但我所受的训练是要打欧洲的坦克战；谁晓得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要对付的是阿富汗的游击队。无论我喜不喜欢，历史已经把我丢在后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