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09

十九个字。坐在雅典娜广场酒店，我还什么都不肯承认，只是问布瑞德利，是什么让他认为那本书的作者在巴黎。而他的答案，就是十九个字。从那本书总共三十二万个字里头，其中十九个字泄漏了我的秘密。

其中七个字，他说，是作者试图描述血液褪色中的种种不同颜色。我还清楚记得那一段：在比喻那些颜色时，我提到自己童年时，每年秋天都会看到某一种树从鲜红转为褐色。那又怎样？布瑞德利说他阅读这本书时，都会逐一确认每个细节，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一位植物学教授，向他请教这种树。显然地，这种树是美国东部沿岸地区的特有种，我很不聪明地至少透露了我是在这个地区长大的。

另外十二个字，是出现在两百页后，有关一种谋杀武器：用来打袋棍球的球棒，我说我认得，是因为我高中时看到学校有人打这种球。布瑞德利跟我说，如果你打电话去美国袋棍球协会，就会晓得美国东部沿岸地区有一百二十四所高中有袋棍球队。于是他们夫妻又朝答案更接近了。

此时玛西已经联络到盖瑞特住在新奥尔良的表姐，得知盖瑞特的阅读只限于四个字母：ESPN。这个表姐说，盖瑞特是1986年从高中毕业，而布瑞德利从书中的两处相关资料猜想，真实作者的毕业年代也差不多。

他打电话给那一百二十四所有袋棍球队的高中，以纽约市警局警探的身份，询问所有1982年到1990年毕业的男学生姓名—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扩大了搜寻的范围。很快地，他就有了一份名单，虽然名单很长，但他确定里面包括了那本书真正的作者。

清查这份清单的工作量很庞大，不过其中大部分是私立高中，而他们向来希望捐款，以充实学校的财库。最好的捐款来源就是校友，而且这些急于募款的校友会建立了极其完善的数据库，查得到所有校友的详尽记录。于是布瑞德利仔细清查过一页页的律师和华尔街金融家的数据，寻找任何不寻常之处。

他查了好久，一直没有收获，直到有一天晚上，在一所考菲德学校的资料中，他和玛西看到了一个叫斯科特·莫道克的人。

“他是在1987年高中毕业，”布瑞德利告诉我，咬着全世界最昂贵的法式闪电泡芙，“被哈佛大学录取，上了医学院，拿到了心理学博士。大好前程正在等着他，但接着—什么都没有了。校友会那边没有他的地址、没有他的工作记录，没有任何更新数据。从他哈佛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就这么消失了。在我们查过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是这样。”

他抬头看了一眼我的反应。我没说话，因为心有旁骛。这么多年后，再听到斯科特·莫道克这个名字，感觉好奇怪。有时候，在我间谍时期身兼判官和刽子手，觉得最难挨的时刻，我会搞不懂，这个人到底出了什么错。

沉默许久后，布瑞德利又继续说：“我查了好几个星期，哈佛大学才告诉我，莫道克毕业时答应去兰德公司工作—他们会知道，是因为当时兰德公司去校园招聘，录取了他，校方找到了一份当时的记录。但怪的是：兰德公司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这个人的记录。

“我们联络过很多专业公会、专业执照委员会，还有其他组织，也都没有这个人的记录。

“据我们所知，斯科特·莫道克博士离开哈佛后，就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他去了哪里？我们问自己。”

我脊椎底部冒出一股寒意，迅速扩散开来。他们挖出了斯科特·莫道克，知道他消失了。这的确很厉害，但我猜想，恐怕还不及往下要讲的一半厉害。

“我们有斯科特·莫道克高中时代的地址，”布瑞德利说，“所以就开车去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镇。我们在大门对讲机跟某个人通了话，说我是纽约市警局的人，对方就开门了。”

我抬头看着他—很好奇他和玛西这对在曼哈顿过得有点拮据的夫妇，开着车进入我童年的家，沿着那条漫长无尽的车道，经过那个造景的人工湖和几个马厩，停在被形容为全美最美的十栋家宅之一前，会有什么感受。碰巧，布瑞德利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我们从没想过美国有这样的房子存在。”他低声说。

现任屋主是个知名的企业掠夺者，他告诉他们，老莫道克夫妇都过世了。“‘我听说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他说，‘不，我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了。只能说，一定很有钱吧。’”

次日，布瑞德利夫妇查了死亡登记处，找到了比尔和格蕾丝的数据。“我们甚至还跟几个去参加过两场葬礼的人谈了，”布瑞德利说，“他们说斯科特两场葬礼都没回去参加。”

他的口气显然认为这是最奇怪的一点，但我不打算告诉他我当时完全不知情，否则我一定会排除万难回去参加比尔的葬礼。

布瑞德利应该知道他触到了我的痛处，但我想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没再追问下去。他只是说，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很相信斯科特·莫道克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了。“两天后，我们就完全确定了。”

显然地，他和玛西把我的社会安全号码—或至少是我在考菲德学校和哈佛大学用的那个—交给华盛顿的朋友，想做广泛的追查。他们想知道这个号码是哪里发的，想问这个号码是不是换过，还想知道其他各种细节的问题，希望能因此得到线索，查出莫道克博士的下落。结果他们得到的回答出奇地简短：这个号码从来没有发出过。

我保持沉默。“空降师”里有个内勤的白痴搞砸了，而且很严重。我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年前我换了新身份，首次要出外勤时，一个特别小组就删掉了我的旧名字和旧历史。他们关掉我银行的账户，删掉我的信用卡和护照—去除掉会把一个间谍连接到他以前旧身份的所有痕迹。这个间谍应该要像很多年轻人那样，流浪到国外，然后就消失无踪的。

其中一个小组要不是热心过头，就是缺乏监督，因而决定把我以前的社会安全号码给删掉，那就更一了百了。他们本来可以跟社会安全处说我死了，可以让这个号码闲置不用，可以做一百件不同的事情，但他们绝对不该做的，就是要求把这个号码删除。

这个错误导致了我现在面对的情况—一个康涅狄格州小孩曾拥有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但现在根据政府的数据，说那个号码从来没有发出过。即使不是布瑞德利这么聪明的人，也猜得出其中有鬼。

“我猜想，要让一个社会安全号码消失在黑洞里，那一定是中央情报局或类似的机构才办得到。”布瑞德利说。这证实了他已经开始怀疑的：尽管我写的那本书里，很多细节都改了，但里头的案子其实是发生在谍报世界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