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60

一整个白天，我都开着那辆菲亚特行驶在绵延无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加油时才停下来。下午时经过了伊斯坦布尔外围，看到了远处的宣礼塔。到了傍晚，终于抵达保加利亚边境。

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三国交界的这块贫瘠角落，是全欧洲交通最繁忙的路段之一。我一离开土耳其，进入某种三不管地带，就发现周围都是加长货柜车，正在缓缓驶向保加利亚的入境海关检查关卡。

等了四十分钟，才前进了大约一百码，于是我朝一辆停在路边的丹麦货车上的司机招呼，问他估计要多久的时间才能通关。

“从这里，大概八小时吧。”他回答，“看他们抓到了多少非法移民要处理。”

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欧盟，而且很快就成为这个组织最脆弱的边界，吸引所有想非法进入欧盟、再转到德国或法国等更富有国家的人。从那些卡车和载客巴士来看，应该有不少投机客和蛇头。

我考虑过要设法到关卡出示我的警徽，但很快打消了念头：我总是有可能会碰到某个笨蛋，巴不得让联邦调查局看看谁才是老大。于是我做了些简短的准备工作，然后开上路肩，超过内侧车道那一长串排队的车子。我经过两个架设在公路上方的结构物，上头有摄影机和标语，因此我推测，边境巡逻车很快就会来找我了。

两分钟后，在暮光中，我看到一辆蓝色闪灯的警车剪影，迅速沿着泥土路肩朝我驶来。它在我前方大约十码处停下，挡住我的去路，然后坐在前方乘客座的那位—大概是两个警察里头比较资深的—笨拙地下了车，朝我走来。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体重超重，制服看起来像是一个更胖大的人穿着睡过觉似的。看得出他准备要大吼，命令我回去最后头乖乖排队。

我会的保加利亚语大概只有十个单词，都是多年前有次去那里学到的，幸好其中包括了“对不起”。我趁他还没开骂之前赶快说出来，接着就看到这至少让他满面的怒容减低了几分恶毒。我无法从他的眼色判断，因为尽管是黄昏，但他还是戴着太阳眼镜。

我转成英语，继续讲，中间还又多讲了几次保加利亚语的对不起。我跟他说我以前拜访过他美丽的国家，一直对他们人民的友善款待很感动。眼前我需要协助，很希望他们还是能同样友善且宽容。我说我正要去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想赶上一班飞机，现在已经迟了。

他咕哝着，看起来好像要跟我说他才不管—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他们是很友善的民族—此时我递上自己的护照。他诧异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接过了护照，翻到基本资料那一页，看到了我事先夹在那里的五百元保加利亚钞票—大约合美金三百元，是当地一个月的薪资。

我来到这类交易中最危险的部分了—在任何国家，贿赂官员都是违法的重罪，此时对方有可能狠狠敲诈你。想用五百元插队？两千元才行，还要外加你的手表和相机，不然我就用行贿未遂罪把你抓起来。

他又跟我要驾驶执照，然后拿着我的驾照和护照回到他的巡逻车上。刚刚内侧车道被我超过的那些车此时缓缓经过，纷纷按着喇叭庆祝保加利亚的公平正义，还对那两名警察竖起大拇指。我没生气—换作我是他们，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那个警察回来，叫我打开驾驶座的门。看起来他要开始勒索我了，我打起精神，正要伸手去拿联邦调查局的徽章，此时他踩上了车门下方的踏板，于是就站在我旁边，然后抓着半关起的车门。

“开车，”他说，“按喇叭。”我照他的吩咐做，然后他开始比着手势，要几辆大型货柜车立刻停车，让出一条路。

“开进去。”他下令，于是，伴随着巨大的刹车嘶嘶声，我挤入路中间的一条车道，上头以六种语言写着公务专用车道。

“快一点。”那个警察下令。得到这个鼓励，我立刻把油门踩到底。

那位警察一直站在我打开的车门间，他的巡逻车则闪着警灯跟在我们后头，我们飞驰驶过几英里长的货柜车和载客巴士，最后来到一排玻璃亭，上头有各种纹饰和一面巨大的保加利亚国旗。

站在我车门边的警察下车，拿着我的护照去一个玻璃亭，跟同事要了一个印章，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他回来，把护照递还给我，然后大概想说他的同事也需要一点捐献，但他还没开口，我就已经踩下油门，冲入夜色中。

我开得很快，车头灯刺入黑暗，照出了大片的森林，然后，仿佛在新欧盟的生活还不够超现实，车灯也照到了一群群穿着超短迷你裙和超高高跟鞋的女人，站在荒凉的路边。在其他国家，主要卡车路线的两旁都是无尽的广告牌，但在东欧，路旁都是妓女，尤以保加利亚最严重。

我经过了几百个妓女，大部分都是吉普赛人。这些面黄肌瘦、穿着内衣和假皮草、眼神冰冷的少女，成天的生活就是在货柜车的驾驶车厢和汽车后座间打转。如果她们怀孕了，就能赚更多。不必是天才也晓得，这里唯一成长的产业，就是制造孤儿，卖给外国人。

大吞灭，我开着车喃喃自语，想起了比尔多年前跟我说过的这个罗姆尼语：我正在看着另一种形式的大吞灭。

终于，那些年轻妓女消失了，变成了加油站和快餐店，我也来到了斯维伦城，这个拥有两万居民的偏远小城几乎没有什么可推荐的，少数例外就是一条禁止车辆进入的主街，以及为了满足络绎不绝的卡车司机而营业到凌晨的各色商店。

我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发现有四家我想找的店正好连在一起。我挑了其中最寒酸的一家，因为据我观察，这家店没有录像设备或监控摄影机。进了店里，为了买两样东西，我开了十二小时车、跑了七百英里路、从亚洲边缘来到原苏联境内的东西：一部烂手机和一张匿名的预付电话卡。

我回到车上。在这个偏僻的保加利亚小城内，置身于一个黑暗角落的一盏街灯下，四周环绕着农田和年轻的吉普赛妓女，我拨了一个区域码不存在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