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05

一个高级代表团在吉达机场的停机坪迎接我。他们穿戴着洁白无瑕的长袍和典型的红白格头巾，其中两个人的头巾绳箍还是金色的，显示他们是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的成员。

他们共有十二个人，在阶梯下方的沙漠强风中等待着。另外还有至少四十个人带着冲锋枪，站在一队黑色凯迪拉克豪华越野休旅车旁。

代表团的领袖是一个戴着金色头巾绳箍的，他走向前跟我握手，自我介绍是调查总局（沙特阿拉伯的秘密警察）的主任。他三十多岁，握手力道很弱，眼皮下垂，整个人带着死亡天使的气息。

他指着代表团其他人。“这些都是我们局里的资深成员。我们两个小时前从利雅得飞过来。”他解释，指着旁边那条跑道上一架没有标示的特大号喷气机。我猜想他们需要一架那么大的喷气机，才能把他们那一队防弹的越野休旅车运来吧。

我微笑朝他们举起一手招呼，本来还考虑要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女性成员，但猜想这可能会让他们一开始就留下坏印象。于是我谢谢那位主任的协助。“我离开土耳其时跟大卫·麦金利通过电话—我猜想他立刻就打电话给你了。”

这家伙看着我，好像觉得我疯了。“我从来没跟‘低语死神’讲过话—是葛洛弗纳总统亲自打电话给我们陛下。”难怪他们会派出了一架747喷气机和一小支军队过来了。

我之前只来过沙特阿拉伯一次，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不过我还记得够清楚，晓得礼貌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转向整个代表团。

“身为美国执法部门的一员，我很荣幸有机会跟贵国著名的调查总局合作，”我在狂风中拉高嗓门，大声撒谎，“我们局里所有人，还有我们整个情报界，都非常敬佩贵单位。”卡特把这些人形容为包着人皮的垃圾。“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相信我们快要查出想买核反应器的那个人。有了调查总局著名的技巧、知识和情报，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圆满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很受用。每个人都微笑点头，上前吻我的脸颊，同时自我介绍。正式礼节结束后，我们就走向那些越野休旅车，迅速离开机场，朝向远方明亮的灯光驶去。

我上次到沙特阿拉伯就来过吉达，所以对这里够熟悉。这个城市只有一点可以推荐：比方说，如果你想自杀，但是无法鼓起勇气，那么来吉达两天，就能让你达成心愿。

这里没有电影院，没有听音乐的夜店，没有酒吧，没有男女混杂的咖啡馆或派对，所以晚上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行驶的这条高速公路几乎没有别的车，不过这并没有阻止那些开车的人使用闪示警灯，于是，一路超速又闪着警灯，我们行驶过一片平坦而毫无特色的风景。

直到抵达滨海大道，我们的车速才慢了下来，然后右转。隔着车窗，我看到这城市的主清真寺，前方有个超大的停车场—我听说这里有时会有更邪恶许多的用途—然后我们经过外交部，驶入一条小街。车子停在一个安保检查站，由几名持枪警卫看守，他们看起来就像是看守最高度警戒监狱的狱警，说不定还真的去当过。沙国调查总局是全世界少数拥有内部监狱系统的情报部门，你不必太认真查，就可以发现里头的囚犯常常被刑讯。

我们驶向一栋阴森的建筑物，进入地下停车场，然后搭电梯上楼，来到一间巨大的会议室，里头配备了工作站、架高的屏幕、视频会议设备，还有装满了硬盘和服务器的玻璃墙房间。

“欢迎来到战情室。”那位主任说。

里头有一百个人，坐在各自的桌前，从他们的模样看来，应该是探员和分析师。我们进去时，他们全都站了起来。那位主任跟他们说了些阿拉伯语，介绍了我，然后对着我说：“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们在找一个人，大概三十来岁，姓纳苏里。“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说，“除了他有个妹妹，就是在吉达这里出生的。”

我跟他们说，她名叫蕾拉，又说了她的出生日期，然后说我们相信她后来跟家人搬到巴林去了。那主任点点头，用阿拉伯语给他的探员们下了一连串指令，要他们开始工作。

他带着我来到他位于中央控制面板的位置，让我坐在他旁边，于是我有机会可以目睹一个独特的状况。当然，我以前阅读过相关的文字叙述，但从来没有实际看过这个国家的组织体系发挥到最极致。对于任何重视隐私和自由的人来说，这真是可怕的一幕。

那些探员查阅出生证明、住院记录、护照和签证申请书、各个清真寺会员的文件名单、学校注册记录、在学成绩、机密医疗病历、监理处记录，我只知道，全国各式各样的记录都查得到。

他们持续查下去，不光是我们锁定为目标人物的信息，还有每个同姓的人，以确保能清查出所有的家族成员。所有的查询都是阿拉伯文，所以我无法看出他们的进度，但我敬畏地看着那一墙墙硬盘旋转并搜寻，一个个人员离开座位进入大楼深处，又带着一堆旧的文件档案回来。还有一批打字员坐在中央控制台后头，持续更新一份摘要报告，好让那位主任过目。

那些分析人员和探员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吃午餐，只偶尔停下来抓一杯咖啡或互相喊着，直到三个小时后，整个房间到处丢着印出来的纸张和长串的报表，其中最资深的一个调查员从档案库回来，拿着薄薄的一个官方活页夹，上头系着红丝带。他礼貌地用阿拉伯语喊了那位主任一声，接下来说了些话，不管他说了什么，都让每个人停下来转向主任。

他接过那个薄薄的活页夹，下垂的双眼看了一下，又要来了最新版的摘要报告，然后转向我。

“我们现在有了需要的一切了，威尔森先生，”他说，“我必须承认，我很困惑—我想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错误。”

“什么样的错误？”我说，按捺住深深的恐惧，让自己保持冷静。

“你在找的这位男人是扎卡里亚·纳苏里。”他说，递给我一张阿拉伯文的出生证明复印件。

我接过来，看了一会儿。我唯一想得到的就是：为了要得到这张纸，我走了好长一段辛苦的路。以某种角度来说，花了我一辈子。

“你提到的那个女人，”他继续说，“蕾拉·纳苏里，有一个姊姊和一个哥哥。这位哥哥就是扎卡里亚，大她五岁，也是在吉达出生的。

“他们的父亲是‘红海海洋生物学研究局’的生物学家。显然，他专门研究的是……”他不太懂拉丁文，但还是设法念出来，“Amphiprionocell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