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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你可以考虑去英国文化协会62。”人事组的头儿恶声恶气地说道。他叫我去谈话时连茶都没倒一杯。

但史迈利为我说了情。看来他觉得年轻冲动的我还有潜力可挖，而且他手下有一支规模不大、由散布欧洲各地的秘密情报来源组成的私人队伍。上头对我宽大处理还有一个原因——但即便是史迈利当时也不可能知道——叛徒比尔·海顿掌管的伦敦站势力急剧扩张，几乎垄断了圆场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的所有行动。就算史迈利怀疑的眼神还没集中到比尔身上，他也已经确信圆场五楼的核心圈子里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史迈利决心要组建一支情报员队伍，他们年纪轻、级别低，怎么也不可能是他的怀疑对象。万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来我似乎被遗忘了，整天在后面的大房间里打下手，替白厅的客户们干些评估分发低密级报告的活儿。我没有朋友，无聊透顶，越来越觉得人事组的头儿是不是打算把我整死。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突然召我去办公室，当着史迈利的面说要把我派驻到苏黎世当助理。我的上级是一位能干的老手，名叫埃多斯，据称此人对我的原则是“学不会游泳就淹死好了”。

不出一个月，我在苏黎世老城区的一所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我的情报来源中有一个在日内瓦苏联使馆的海军武官，此君爱列宁，但更爱的却是个法国空姐；一个在洛桑的捷克军火贩子，因为向全球恐怖分子供应武器炸药而深感良心不安；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百万富翁，他在圣莫里茨63有座小别墅，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发展以前家里的佣人；一个紧张兮兮的东德物理学家，他隶属埃森64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65，私下里皈依了罗马教廷。我对波兰驻波恩66大使馆的窃听搞得挺不赖，还监听了巴塞尔67的两个匈牙利间谍的电话线路。另外，当时我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梅布尔。她最近刚转到审查组，是低级官员酒吧里深受众人爱慕的对象。

史迈利对我的信任并没有白费。由于我在前方付出的努力，加上他在后方坚持执行严格的“需者方知”68原则，我们成功地网罗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甚至将它们传递到了能真正利用情报的人手中——你要是知道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有多么不容易，肯定会感到很惊讶。

于是，像这样过了两年之后，汉堡的位置空出来了——一个人的职位，直接听命于伦敦站。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当时伦敦站俨然已成为情报部的行动枢纽。史迈利很大度，支持我申请这个职位，尽管私底下他对不断揽权的海顿持有保留态度。我费了许多心思，没有鲁莽行事，而是想法子提醒人事组的头儿我有在海军工作的经历。我并没有一五一十地挑明，而是故意让他感觉到我已经厌烦了史迈利那种老派的谨慎作风的束缚。这法子奏效了。他把汉堡的职位给了我，以为我也是海顿的支持者。当天晚上，我和梅布尔在比安希餐馆吃了顿浪漫的晚餐，然后上了床，这对我们俩都是第一次。

一切在我眼中都顺顺当当，这种感觉在我查看自己新的“存货”清单时又增强了。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到名单上有个人叫沃尔夫·迪特里希，化名“勃兰特船长”，他在我新执导的这班演员中是个主角。我们现在说的已经是六十年代后期了。比尔·海顿掌权的时间还剩下三年。

汉堡对英国人而言一直是个好地方，那时候更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理想场所。经历过苏黎世湖畔的文雅氛围之后，汉堡这座城市显得活力四射，到处都洋溢着海风的气息。旧日汉萨同盟69与波兰、北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联系依然非常活跃。我们这儿有商业，有银行业——哦，苏黎世那边倒是也有。但我们这儿还有航运业，有移民，还有冒险家。我们这儿多的是浮华与粗俗。我们是德国的卖淫业和新闻业之都。我们的门前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70掩映在丘陵间的低地，这儿有横着刮的暴风雨、红色的农庄、绿色的田野，还有乌云密布的天空。每个人都是待价而沽的。直到今天，谁要是想收买我的灵魂，只要趁着我在堤岸上艰难跋涉过之后，送上一大罐吕贝克啤酒、一听腌鲱鱼和一杯德国烈酒就行。

这份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让人舒心。我的身份是负责航运业的领事助理内德。我那简陋的办公室是一栋漂亮的砖砌小屋，挂着黄铜门牌，去总领事馆很方便，但出于谨慎的考虑，那是栋独立的房子。从海军部借调来的两名职员为我做掩护工作，并严守秘密。我有一部无线电台，还配了个来自塞浦路斯的译码员。虽然我跟梅布尔还没订婚，我们俩的关系也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不管我什么时候回伦敦向比尔·海顿或是他手下的哪位副职请示工作，她都会特意为我做好准备。

如果要和手下的情报员见面，我在韦灵伯特71区有一所安全公寓，下方正对着一片墓园。公寓楼下是一对已经退休的德国老夫妇经营的花店，早在“二战”期间，他们就是我们的人了。花店最忙的时候是星期天，每到星期一早晨，住宅区的一帮孩子会排着队把他们昨天卖出去的花再卖还给他们。我从没见过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白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会有灵车、带篷的货车和送葬队伍从我们门前经过。但到了夜里，这地方确实像坟墓一样安静。即使是勃兰特船长这样的外国人，穿上黑衣、戴上黑帽也能毫不起眼地晃进花店前的砖砌拱廊，一手拎着旅行推销员的那种公文包，通通作响地大踏步走上楼梯，来到我们标着“Büro”72字样、看起来再合法不过的大门前。

我还是继续叫他勃兰特好了。有些人就算名字再怎么换，别人记住的也只有一个。

不过，我皇冠上的宝石却是玛格丽特号——或者按照我们用英语的叫法——雏菊号。她是一艘四十英尺长的舱房式游艇，由瓦叠式外壳的双头渔船改装而成，设有一个操舵室、一个主厅，水手舱里有四个铺位。后桅和船帆能保持船身稳定，不致倾翻。船体是深绿色，船舷上缘是浅绿色，舱房顶部则是白色。她是为便于从事秘密行动而建造的，并不以快速见长。在光线不佳、波涛汹涌的水域，用肉眼根本看不到她。雏菊号的甲板船具很少，船身紧贴水面，在雷达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没有一点儿威胁，尤其是在气候恶劣的情况下。波罗的海是片险恶的水域，水不深，而且没有潮汐。即便只是刮点小风，这里也会掀起凶险的巨浪。雏菊号以十节速度加足马力航行的时候，就会摇摇晃晃，发出猪嚎似的噪声。全船唯一快速的东西，就是那艘十四英尺长、拴在舱房顶部当做救生艇的佐迪亚克橡皮艇，艇上配备着五十匹马力的约翰逊牌发动机，能让我们的情报员快速登船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