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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房间是瑞士典型的小巧多功能房间。圆书桌镶嵌黄铜，桌面是大理石。古意盎然的双人床上方挂了一张巴列特印行的画，画着拜伦爵士笔下的哈罗德公子67。窗外的浓雾，筑起一堵灰墙。他打开行李，再度下楼到酒吧。一个年长的钢琴师弹奏着五十年代流行曲，那些曾经是安恩最爱的歌曲，也是他自己的最爱。他吃了些奶酪，喝了一杯芬丹白酒68，想着眼下。现在就要开场了。从现在开始，没有退路，没有迟疑的空间。十点钟，他走到旧城区69，这是他最爱的地方。街道铺着鹅卵石；冷冽的空气里有烧烤洋栗和雪茄的味道。古老的喷泉穿透浓雾迎向前来，中世纪的房舍宛若戏剧布景，而他，置身戏外。他走进拱廊，穿过艺廊、古董店，以及高得足容骑马通过的门廊。在尼迪格桥上，他停下脚步，凝望着河水。这么多个夜晚，这么多街道犹在。他想起黑塞的句子：“漫步雾中……树不互见。”凝冻的雾气低回盘旋在流淌的河面；河堰升起淡淡黄色。

一辆橘黄色的富豪房车在他背后停下，波恩车牌，突然熄掉车灯。史迈利回头一望，驾驶座旁的车门由里打开。靠着车内亮起的灯，他看见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驾驶座，后座是一个面容严肃的女人，穿着波恩家庭主妇的标准装束，膝上抱着一个孩子。托比利用他们作为掩护，史迈利想，监视者的术语称之为“剪影”。他们开车上路，女人开始和孩子说话。她的瑞士腔德文有一种沉着但义愤填膺的语气：“看，那里有起重机，爱德华……我们经过熊公园了，爱德华……看，爱德华，火车……”他记得监视者总是不满意，这是每个偷窥者的宿命。她挥着手，要孩子看这看那的。一个家庭团聚的夜晚，长官，剧本如是说，我们开着橘色的富豪汽车出门访友，长官。我们正要回家。而这人，当然是，长官，就坐在前面。

他们开进艾尔芬诺，波恩的外交人员住宅区。透过浓雾，史迈利瞥见结满白霜的花园，以及别墅的绿色廊柱。车灯照见了一面标示着某个阿拉伯国家的铜牌，有两名警卫保护。他们经过一座英国教堂和一排网球场，弯进一条有光秃秃的山毛榉整齐排列的街道。街灯高悬在他们头顶，像白色的气球。

“十八号，就在左边五百米外。”托比轻声说，“格里高利耶夫和他老婆住在一楼。”他开得很慢，利用浓雾作为掩护。

“很有钱的人住在这里，爱德华。”那女人在他们背后说着，“都是从国外来的。”

“铁幕来的人大多集中住在慕里，而不是艾尔芬诺。”托比继续说，“那是个公社，他们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集体去买东西，集体去散步，你一看就知道。但格里高利耶夫不一样。三个月前，他们搬出慕里，租了这幢公寓，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三千五百元一个月，乔治，他个人付给房东。”

“现金？”

“每个月用百元大钞付房租。”

“大使馆其他人的房租是怎么付的？”

“都通过大使馆的账户。但格里高利耶夫可不是。格里高利耶夫是例外。”

一辆警察巡逻车像河上游艇般缓缓超过他们。史迈利看见车里的三个人都转头看他们。

“看，爱德华，警察！”女人大叫，想让孩子向警察挥手。

托比也很小心，没停下谈话。“这些警察小伙子担心炸弹。”他解释说，“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会把这个地方炸得粉碎。那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乔治。如果我们笨手笨脚，格里高利耶夫会告诉自己说，我们是本地的守护神，所以就不会去找警察。一百米，乔治。前院停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其他人员都共乘大使馆的车。但格里高利耶夫可不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自己的奔驰。”

“他什么时候买车的？”史迈利问。

“三个月前，二手车。就在他搬出慕里的时候。他真的是发了，乔治。就像过生日，有这么多礼物。车子，房子，从一等秘书晋升成领事。”

那是一幢灰泥别墅，坐落在广阔的花园中，但因浓雾，看不见背景。从房子正面的凸窗，史迈利瞥见窗帘后闪耀的灯光。花园里有座小孩滑梯，还有一个此刻干涸的游泳池。铺着碎石砾的车道上，停了一辆挂有外交车牌的黑色奔驰。

“苏联大使馆所有的车牌最后两个数字都是七三。”托比说，“英国是七二。格里高利耶娃两个月前拿到驾驶执照。大使馆里只有两个女人有驾照，她是其中一个，而且是个恐怖的驾驶，乔治。我的意思就是恐怖。”

“房子其余的部分谁住？”

“房东。一个波恩大学的教授，痞子一个。前一阵子，美国表弟找上他，说他们想在一楼装几个窃听器，还付他钱。这个教授收了钱，然后像个好公民，向警方报告。警方很害怕。他们答应美国表弟，只要放弃监视，他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行动停止了。看来我们的美国表弟对格里高利耶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一切只是例行公事。”

“格里高利耶夫的孩子呢？”

“在日内瓦念苏联使节学校，平常住校，周五晚上才回家。周末全家出游。到森林里游玩，滑雪，打羽毛球，采香菇。格里高利耶娃是个热爱户外活动的怪人。他们也去骑脚踏车。”他说，目光暗示似的一瞥。

“格里高利耶夫也和家人一起出游吗？”

“他星期六还要工作，乔治。而且，我很确定，他工作只是为了避开家人。”史迈利注意到托比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婚姻状态已有定论。他怀疑，这是不是托比自己婚姻状态的投射。

他们离开那条街，转进旁边的一条小路。“听我说，乔治，”托比仍然在谈论格里高利耶夫的周末，“好吗？跟踪的人猜到内情。他们一定得这么做，这是他们的工作。有个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孩，黑眼黑发，而且，就苏联人来说，长得很性感。那些小伙子叫她‘小娜塔莎’。她的本名不叫这个，但对他们来说，她就是娜塔莎。每个星期六，她到大使馆，去工作。有好几次，格里高利耶夫开车送她回慕里。我们拍了照片，还不坏。她在她的公寓附近下车，走五百米回家。为什么？另一次，他哪儿也没载她去，只是开车在古尔腾兜圆场，非常热烈地交谈。或许这只是那些小伙子的期望，因为格里高利耶娃的关系。他们喜欢这个家伙，格里高利耶夫。你知道跟踪的人是什么样子。不是爱就是恨。他们喜欢他。”

他停下车。一家小咖啡馆的灯光照透浓雾。咖啡馆的前院，停了一辆绿色的雪铁龙双发动机跑车，日内瓦车牌。后座堆满了硬纸板箱，看似货物样品。收音机天线上垂了一条狐狸尾巴。托比跳出车子，拉开雪铁龙脆弱的门，催促史迈利坐进驾驶旁的座位，然后，递给他一顶软帽，他立即戴上，而托比自己则戴了一顶苏联式的毛皮帽。他们再次开车上路，史迈利看见那个波恩主妇爬上他们刚抛弃的那辆橘色富豪的驾驶座。他们离开时，她的孩子还透过后车窗无精打采地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