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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奇怪的是，他们四个人都站着，吉勒姆和拉康在旁看着，好像教父教母一样，而塔尔握着史迈利的手，握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为了拍照又握一次。

“你好吗，史迈利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他终于松开了史迈利的手，转身到指定给他的椅子。这时史迈利想：是的，遇到里基·塔尔这号人，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遇到塔尔这号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想道，我的上帝，两小时之前我还在对自己说，我要在过去之中寻找庇护。他感到口渴，心想这可能是恐惧的缘故。

十年？十二年以前？这天晚上他很难有什么时间观念。那时，史迈利的任务之一是审查新人：未经他点头认可，谁都不能入选；未经他在课程表上签字，谁都不能受训。冷战正炽热，剥头皮组的人员供不应求，圆场在国外的常驻人员奉海顿之命物色人选。雅加达的斯蒂夫·麦克尔沃提出了塔尔。麦克尔沃是个老手，以航运代理商为掩护，他看到塔尔喝醉了酒，怒气冲天地在码头上到处找一个抛弃他的小姐，名字叫做罗斯。

据塔尔自称，他和一伙比利时人混在一起，在各岛屿和北方海岸之间走私枪支。他不喜欢那些比利时人，对走私枪支也感到厌倦，尤其叫他生气的是，他们抢走了他的女朋友罗斯。麦克尔沃估计他可以接受纪律的约束，年纪也轻，可以训练，干那些剥头皮的勾当，他们平时躲在阴郁的布里克斯顿学校围墙后面，必要的时候出来干那种暴力勾当。在经过了必要的调查以后，他们把塔尔送到新加坡复查，然后又送到沙拉特的训练所三查。这时史迈利插手进来，担任一连串面谈审查的主持人，这种审查有时是很不客气的。沙拉特是个训练所，但地方很宽敞，还可以充当其他用途。

塔尔的父亲是住在槟榔屿的一位澳洲律师，母亲是战前从布拉德福跟着一个英国剧团到东方去的小演员。史迈利还记得，做父亲的天性好传播福音，常常在当地的教堂里讲道。做母亲的在英国有犯罪的记录，不过不严重，塔尔的父亲大概不知道，要不，知道了也不在乎。战争爆发时，为了年幼的儿子，夫妇俩疏散到新加坡。几个月以后，新加坡沦陷，里基·塔尔就在樟宜监狱里于日本人的监视下受教育。在樟宜，做父亲的遇到人就传播上帝的福音，如果日本人不迫害他，和他一起关着的人也会乐意代劳。战争结束后，一家三口回到槟榔屿。里基想读法律，但他更常干的还是触犯法律。做父亲的一时生起气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想把他灵魂中的罪恶打掉。塔尔离家出逃，到了婆罗洲，十八岁就成了个正式的枪支走私贩，在印尼群岛周围无险不冒，麦克尔沃就是在这时候遇到他的。

等到他从训练所毕业时，马来半岛已经发生变乱。塔尔奉令回去混进枪支走私贩子中间去。他几乎一去就碰到了他的比利时老朋友。他们替共产党运送枪支忙也忙不过来，顾不上问他这一阵子上哪儿去了，而且他们正好缺少人手。塔尔要切断他们的联系，帮他们送了几次货，然后有一天晚上把他们都灌醉了，打死了四个，其中包括罗斯，放火烧了他们的船。他在马来半岛混了一阵子，又完成了一两次任务，就被召回到布里克斯顿，重新训练了一下后，被派到肯尼亚去执行特殊任务，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捉拿茅茅12领赏。

到肯尼亚以后，史迈利有一阵子就没有再见过他了，但是他还记得一两件事，因为这一两件事很可能成为丑闻，得报告给老总。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塔尔被派到巴西去，跟一个境况很困难的军备部长索取贿赂。塔尔搞得太露骨了，那位部长害怕起来，向新闻界透露了风声。当时塔尔用的是荷兰人的名义，这事谁都不知道，可是却被荷兰谍报机关知道了，他们很生气。一年后在西班牙，塔尔根据比尔·海顿所提供的线索，知道有个波兰外交官被一个舞女迷了心窍，便向他进行讹诈——用剥头皮组的行话来说，叫火烧。第一次收获不错。塔尔受到嘉奖，还得了赏金。但是他回去进行第二次讹诈时，那个波兰人向自己的大使写了一封坦白书，就跳楼自杀了——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怂恿。

在布里克斯顿，他们常常说他是容易招祸的。当他们围着那低低的炉火坐下来时，从吉勒姆尚未成熟但已衰老的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背后说他的话可能还要难听得多。

“好吧，我想先坐下来再说。”塔尔一边轻快地说，一边动作敏捷地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