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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可能是生病了，”史迈利迟钝地说，对象主要是吉勒姆，不是别人，“也很可能是昏过去了。把她护送走的人也很可能真是护士。看起来，她的情况够糟的。”他又补充一句，斜眼瞥了一下塔尔，“毕竟，从你发出第一封电报到伊琳娜离开香港之间只有二十四小时。根据这样的时间安排，你很难把原因归于伦敦那边。”

“正好可以这样，”吉勒姆看着地板说，“时间固然很紧，但刚好够，要是伦敦有人——”他们都等着他把话说完，“要是伦敦有人手脚快。当然莫斯科也得手脚快。”

“史迈利先生，我也是这么想的。”塔尔得意地说，接过史迈利的话，不去理会吉勒姆，“史迈利先生，我也是这么说的。别急，里基，我说，如果不小心，你就徒劳无功了。”

“也很可能俄国人无意中发现了，”史迈利坚持己见，“保安人员发现了你们往来的事，就把她弄走了。你们那样往来，他们没有发觉才怪呢。”

“也可能她告诉了她的丈夫，”塔尔提示说，“先生，我也懂得一点心理学。我知道夫妻之间闹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想惹他生气，所以刺激他，看他怎么反应。‘你想知道你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吗？’——说些这样的话。鲍里斯一怒之下，报告了猩猩，他们揍了她，押送她回国。所有的可能性，我都想到了，这你可以相信我，史迈利先生。说真的，我都一一想到了。任何一个男人，遇到女人抛弃他，都会这样的。”

“还是言归正传吧，好不好？”吉勒姆压低嗓门生气地说。

于是塔尔又继续说，他现在承认，足足有二十四小时，他像疯了一样。“我一般不是常常那样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够经常的了。”

“我感到很懊丧。你几乎可以说感到很恼火。”

他认为快要到手的一块大肥肉给无缘无故抢走了，因此感到很生气，盛怒之下，不顾一切跑到那些常去的地方去瞎闯。他到“猫的摇篮”去，又到“安琪儿”，到天明时分，已到过十几家其他的地方，且不论一路上碰到的一些女人。他还到亚力山德拉去了一趟。他想和那几个搞保安工作的猩猩吵一架。等他清醒下来以后，他想起了伊琳娜，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决定在飞回伦敦之前到他们约定当信箱的地方看一下，说不定她在走以前给他写了信。

一半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一半大概是因为我实在放不下心，万一她的信留在墙洞里没有人去取，而她自己又束手无策，只能干着急。”他又这么补充一句，真像个知过必改的好孩子。

他们有两个地方交换信件。第一个地方是在旅馆不远的一个建筑工地。

“见过他们用竹子做的脚手架吗？真是巧妙之极。我见过这种有二十层楼高的脚手架，苦力扛着预制混凝土构件爬上去。”他说有一根没有用的竹桩，大约有一个人的肩膀那么高。如果伊琳娜真的抽不出时间来见他，就用这竹管做信箱，但是等到塔尔赶到那儿，竹管是空的。第二个地方是在教堂座位的后面，他说：“是他们放小册子的书架下面。这个书架原来是个旧衣柜。如果你在教堂里跪在后排，伸手摸一下，有一块板是松的。背后有个洞，尽是垃圾和老鼠屎。但是我告诉你，这真是最保险不过的信箱了。”

他说话停顿了一下，大家的眼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里基·塔尔和他的莫斯科中心的情妇一起跪在香港一所浸信会教堂的后排座位上。

塔尔说，在这个信箱里，他找到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整整的一本日记。字迹清楚，两面书写，因此墨水就常常渗透过来。写得很匆忙，但没有什么涂改。他一眼就知道这是她神志清醒的时候写的。

“不过，这里的这本不是，这本是我抄的。”

他把瘦长的手指伸进他的衬衫里面，取出一个皮夹，有一条很宽的皮带系住，他从里面取出了一叠折得皱巴巴的纸。

“我猜她是在被揍之前把日记送到那里，”他说，“或许她还在那儿做最后一次祷告。这是我自己翻译的。”

“我以前不知道你懂俄语。”史迈利说。这句话别人没有注意，但是塔尔注意到了，他马上露出了笑容。

“唉，史迈利先生，干这行当，你得要有一项专长，”他打开那叠纸解释道，“我学法律可能不怎么行，但是多学一种外语肯定是有用的。我想你大概知道诗人是怎么说的吧？”他抬起头来，面露笑容道，“‘多掌握一国语言就是多掌握一个灵魂。’先生，是个伟大的国王说的，他就是查理五世。我的父亲记得很多名言，这一点我不是吹嘘，不过奇怪的是，他除了英语以外不懂任何其他外语。要是你们同意，我把日记念给你们听。”

“他一句俄语也不懂，”吉勒姆说，“他们两人一直用英语对谈。伊琳娜学过三年英语。”

吉勒姆说这话时，抬头望着天花板，拉康看着自己的手。只有史迈利看着塔尔，塔尔对于自己开的小玩笑咯咯地笑着。

“都准备好了？”他问道，“那么好吧，我就开始吧。‘托马斯，你听好，我现在告诉你。’她总是称呼我的姓，”他解释道，“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叫汤尼，但是她总叫我托马斯。‘这本日记是我给你的礼物，万一他们没有等我和阿勒莱恩谈话就把我带走。托马斯，其实我宁可给你我的生命，当然还有我的肉体，但是我想更能使你高兴的，只有这个可怜的秘密了。请好好利用它！’”塔尔抬起头来，“上面写的是星期一。她写了四天日记。”他的声音平板，甚至有些倦意，“‘在莫斯科中心，传说很多，上级很不满意。特别是一些小萝卜头，他们想显得重要，装作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我在参加贸易部之前，有两年是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总部里管档案。在那里工作很单调，托马斯，气氛很不愉快，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他们鼓励我们互相猜疑，不能跟任何人讲心里话，一次也不能，这真使人憋得难受。在我的下面有个办事员叫伊夫洛夫，他的社会地位和职务都比我低，但是由于气氛憋人，我们倒很谈得来。对不起，有时候我们只有通过肉体交谈，你应该早一些出现，托马斯！伊夫洛夫和我好几次一起上夜班，最后我们决心违反规定在大楼外面见面。他跟你一样，是金头发，托马斯，我喜欢他。我们在莫斯科一个贫民区的餐馆里见了面。在俄国，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莫斯科没有贫民区，这是瞎说。伊夫洛夫告诉我他的真名叫勃洛特，但他不是犹太人。他给我一些咖啡，那是他在德黑兰的一个朋友偷偷带给他的，他很讨人喜欢，还给了我几双丝袜。伊夫洛夫告诉我，他对我很倾倒，说他以前工作的部门负责保管中心的全部外国间谍的档案。我听了大笑，对他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部门，这是有些喜欢做梦的人的瞎想，以为中心的全部秘密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唉，也许我们都是这种喜欢做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