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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乔治，”她继续说，“你知道他们把我撵出来的时候，她怎么说的呀？那个管人事的婆娘？”她拉住史迈利的衣领一角，用手指揉着，情绪慢慢恢复。“你知道那个婆娘怎么说的吗？”她换了带兵的口气：“‘康妮，你脑子糊涂了。该是让你到现实世界去见识见识的时候了。’我讨厌现实世界，乔治。我喜欢圆场和里面所有的孩子们。”她拿起他的手，想把自己的手指和他的手指缠在一起。

“波里雅科夫，”他轻轻地说，按照塔尔的发音，“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就像你预测的一样，他又复活了。”

外面马路上有一辆汽车停下来，他只听见轮子的声音，引擎早已熄了。接着是脚步声，很轻。

“这是珍妮，偷偷带男朋友进来。”康妮轻声说，她眼眶发红的眼睛盯着他，和他一样因为外面的动静分了心。“她以为我不知道。听到吗？他的鞋后跟的金属片。等等。”脚步声停了下来，接着一阵轻轻的窸窣声，“她把钥匙交给他。他以为他开起门来声音比她轻。其实不然。”锁打开时，一声很响的咔嚓。“唉，你们男人。”康妮叹口气，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哦，乔治。你为什么要把阿力克斯拉出来？”她为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哭了一阵子。

史迈利记起来了，她的兄弟都是教书的，她的父亲是教授之类。老总在打桥牌的时候认识了她，为她因人设事，安排了工作。

她像讲童话一样开始讲她的故事：“从前有个叛逃的，名字叫斯坦莱，那是早在一九六三年的事。”她讲故事能自圆其说，想像力极其丰富，但是只有思想永远不成熟的人才具有这种本领，一半是靠灵感，一半是凭急智。她平淡苍白的脸上露出了老奶奶回忆往事时的那种得意。她的记忆和她的身体一样广袤无垠，可以肯定地说，她更喜欢她自己的记忆，因为她把别的都放在一边了：她的酒、她的烟，甚至有一阵子还有史迈利被动的手。她不再坐着蜷成一团了，而是挺着腰背，脑袋侧在一边，出神地卷弄着她的白发。他以为她会立刻从波里雅科夫说起，但是她却从斯坦莱说起——他忘记了她对家谱有偏好。她说，斯坦莱是审问组替莫斯科中心一个五流叛逃者所起的代号。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剥头皮组从荷兰人那里把他转买到手，送到沙拉特，要不是正好碰上淡季，审问组没有事干，谁知道这件事会透露出来呢？事实是，斯坦莱身上有金子，少少的一点点，结果被找到了。荷兰人没有找到，审问组找到了，他们的报告副件送到了康妮那里。“这事件本身又是一个奇迹，”康妮得意地说，“因为大家，特别是沙拉特规定的绝对原则是，他们的报告副件不再送研究组。”

史迈利耐心地等待那点金子，因为像康妮这样年纪的人，你能给她的东西只有时间。

她解释道，斯坦莱当时是在海牙执行暗杀使命时叛逃的。他原本是职业杀手，他被派到荷兰去暗杀一个俄国流亡者，因为那人让中心不安。结果，他却决定投案自首。康妮轻蔑地说：“他上了一个女人的当。荷兰人对他施了美人计，他闭着眼睛一头栽了进去。”

中心为了训练他进行这项使命，在派他出国之前，把他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训练营学习“黑色艺术”：破坏和灭音枪杀。荷兰人搞到他以后，一知此事，极为吃惊，因此把审问集中在这个焦点上。他们把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要他绘出氰化物子弹和中心最喜欢用的其他可怕武器的图样。但是在沙拉特训练所，审问组对这些东西早已熟悉，因此在审问时集中注意于训练营本身，这个训练营是新设的一个，外界知之不详。她解释说：“像一个百万富翁开设的。”他们画了训练营的地形草图，这个地方有好几百英亩的森林湖泊。他们把斯坦莱所能记得的所有房子都画了进去：洗衣房、餐厅、教堂、练靶场，一点不漏。斯坦莱到过那里好几次，记得的不少。后来斯坦莱停下来不说了，因此他们以为快要完了。谁知他拿起一支铅笔在西北角又画了五座房子，外面围上双层铁丝网，还放了警犬。斯坦莱说，这些房子是前几个月新盖的。要走一条不对外开放的路才能到那里，他是与他的教官米洛斯在外出散步时，从一个小山顶上看到的。据米洛斯说（康妮话中有话地说他是斯坦莱的“朋友”），卡拉为了要训练军官从事秘密活动，最近办了一个专门学校，就设在这里。

“就是这样，亲爱的，这就是我们弄到的东西。”康妮大声说，“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听到谣传说，卡拉要在莫斯科中心内部创建他自己的一支私人军队，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大权。我们知道，他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情报员，很自然地，他很担心，他年纪越来越老，地位越来越高，要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应付的。我们知道，像其他人一样，他把他们都当做自己的私产，不肯把他们交给派在目标国的合法常驻站。他当然不会这样做，你知道他最恨常驻站：人员过多，保密不严。这和他不喜欢保守派一样，他叫他们地面虫。这话不假。现在他有了大权，他就要想办法，凡是真正的男子汉都会这样。于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她惟恐史迈利忘记了这个日期又重复一遍。

结果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仍旧是老规矩：因循蹉跎，忙着别的工作。等待发生什么新动向。”她这么等待了三年，终于发生了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助理军事武官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科马罗夫少校，从日本防卫厅一个高级官员那里收受六卷底片的最高机密被当场抓住的事。科马罗夫是她第二个童话中的主角，他不是个叛逃者，而是一个佩戴着炮兵军官肩章的军人。

“还有勋章，亲爱的！各式各样的勋章！”

科马罗夫得马上离开东京，走得这么匆忙，结果把他的狗反锁在屋子里了，后来竟然饿死，这是康妮绝对不能原谅他的一件事。科马罗夫的日本特务当然也遭到了应有的审问，巧的是，圆场竟能够从东京买到了一份报告。

“咦，乔治，我记起来了，这次交易就是你安排的！”

史迈利表示这很有可能，还做了一个鬼脸，其实却很得意。

报告的内容很简单。日本防卫厅的那个官员是只地鼠。他是在战前日本侵略满洲前，被一个看来与共产国际有关系、名叫马丁·勃兰特的德国记者搜罗过去的。据康妮说，勃兰特就是卡拉在三十年代用的一个名字。科马罗夫本人从来不是大使馆内正式东京常驻站的人员，他是单枪匹马，只有一个跑腿的，自己和卡拉单线联系，他们在战时并肩作过战。他在到东京之前，还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新设的学校里受过特殊训练，这是卡拉为了训练他精选的学员而办的学校。康妮说：“结论就是，科马罗夫是我们卡拉训练学校的第一个毕业生，可惜成绩并不怎么突出。他后来被枪毙了，那个可怜虫。”她又补充一句，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还把声音放低一些，“他们从来不用绞刑，太性急了，这些可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