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病房里的沉思

他厌憎病床就如一个溺水者厌憎大海。他讨厌被床单束缚着，以致他手脚都无法自如活动。

而且，他痛恨这病房，因为它带给他一种恐惧感。在门边有一架手推车，放满了各种工具，剪刀、绷带、瓶子，还有让人生畏的古怪物件，包裹在为上次圣餐仪式准备的白色亚麻布里。还有高高的水壶，被餐巾包住了半边身子，竖在那边就像一只等着撕开猎物内脏的白鹰，而小玻璃壶里缠绕着的橡胶管就跟蛇一样。他讨厌这里的一切，而且担惊受怕。他感觉燥热，汗流如瀑，又感觉发冷，冷汗裹身，在他的肋骨上如冰冷的血液般缓缓流淌着。日夜更迭，史迈利却无法辨识。他与睡眠做着无休无止的斗争，因为只要他一闭眼，视线便会转向混乱的大脑；有时候，他沉重的眼皮会拼死合拢，那他就会集中所有力气撑开眼睛，再次盯着头顶上摇曳不定的微光。

之后有人打开了百叶窗，冬日阴灰的光线洒了进来，实在是美好的一天。他听见外面车辆的声响，知晓自己最终活了下来。

于是，死亡再一次变成了学术问题——一项他要推延到富有时才会用自己的方式偿还的债务。有一种奢侈的感觉，几乎是圣洁的。他的思维惊人的清晰，如同普罗米修斯穿越整个世界般来回漫游；他在哪儿听到过“思想从身体上分离出来，统治着文件世界……”这句话来着？只有头顶上的灯可看，这让他感到无聊，他希望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他对那些葡萄、蜂巢与花的香味以及巧克力感到腻味。他想要书籍，还有文学杂志；要是他们连书都没有给他的话，他怎么才能够赶得上自己的阅读进度呢？事实上，他钻研的十七世纪，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也没有什么富有创见的评论。

过了三个星期曼德尔才被允许去看望他。他拿着一顶新帽子走了进来，还捎上了一本关于蜜蜂的书。他把帽子放在床尾，把书置于床头柜上。他咧开嘴笑了。

“我给你带了本书，”他开腔了，“讲蜜蜂的。这些聪明的小家伙。也许你会感兴趣。”

他坐在床沿上：“我整了顶新帽子。挺傻的。庆祝我的退休。”

“噢，对，我都给忘了。你也老不中用咯。”他们都笑了起来，继而又陷入沉默。

史迈利眯着眼睛：“我现在看不太清楚你。之前那副眼镜不让戴。他们要给我弄新的。”他停了停。“你不知道是谁对我下的手吧？”

“说不准。要看情况。有点头绪了，我想。我了解得不够多，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指的是你的工作。东德钢铁代表团有没有什么印象？”

“嗯，应该有。它四年前来到这里，想加入贸易委员会。”

曼德尔跟他讲与斯卡尔先生的交谈：“……那个人自称是荷兰人。斯卡尔要跟他联系，就只能通过一个报春花电话号码。我查过户主了，就是东德钢铁代表团，在贝塞兹公园。我派人去打探过。他们已经搬空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家具什么的，一概不见踪影。就只有这个电话机，而电话线已经从插座上拔出来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月3日。就是芬南被谋杀那天。”他疑惑地看着史迈利。

史迈利想了会儿，说：“联系国防部的彼得·吉勒姆，明天带他来这儿。抓着他领子过来。”

曼德尔拿起帽子，走到了门边。

“再见，”史迈利说，“谢谢你的书。”

“明天见。”曼德尔说完就走了。

史迈利躺在床上休息。他的头在发痛。该死，他想，我还没谢他的蜂蜜呢。这也是福特纳姆的。

为什么早上会有那通电话呢？这件事最让他困惑不解了。这真荒唐，真的。史迈利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所有莫名其妙的事里头，这是最让他心焦的。

艾尔萨·芬南的解释就是痴人说梦，摆明就是不现实的。安恩，那是可能的，她要是乐意的话，能让传呼中心整个倒立；但艾尔萨·芬南就不会。她那张警觉、聪明的小脸以及完全独立的个性当中没有什么能够支持健忘这个说法。她本可以说传呼中心搞错了，电话不该是这天打的，扯什么都好。芬南呢，是的，他确实是健忘的。这是芬南性格中一个奇怪的矛盾，在面谈之前就已经是这样的了。一个痴狂的西部小说迷和一个热诚的象棋爱好者，一个音乐家和一个业余哲学家，一个沉思者——竟然是健忘的。曾经有过一次大争论，说他从外交部拿了些机密文件，结果却是他在回威利斯顿之前，把它们跟自己的《泰晤士报》以及晚报一块儿放到了公文包里而已。

艾尔萨·芬南会不会在惊慌中，自作主张把丈夫的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又或者是将她丈夫的动机说成她自己的？芬南是否让传呼中心提醒他自己一些事情，而艾尔萨把这个动机挪用到自己身上了？那到底芬南有什么事是需要人家提醒的——还有，他妻子极力掩藏的又是什么呢？

塞缪尔·芬南。新旧世界在他身上融合。地道的犹太人，富有教养，见多识广，独立自主，勤奋刻苦并且感觉敏锐；对于史迈利，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是时代之子，被迫害，就像艾尔萨那样，并被驱使从业已移居的德国来到英国的大学。凭借一己之力，他把缺点与偏见撇到一边，最终进驻外交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仅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要是他在面对俗人做出的决定时有那么一点骄傲自大，一点不情不愿，谁又能责怪他呢？当芬南宣称自己支持德国分裂时是有些让人尴尬，但这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他开始处理亚洲事务，这件事就没人记得了。在其他方面，他对过错宽宏大度，在白厅以及萨里都受人欢迎。在萨里，他每周都会花上几小时投身公益事业。他热爱滑雪。每年他都会一次性使用所有的休假时间，在瑞士或奥地利待上六个星期。史迈利只去过德国一次，他记得——那是跟他的妻子四年前去的。

在牛津的时候，芬南理应加入左派，这再正常不过了。那是大学共产主义的大好蜜月期，而其理念，天知道是什么，他心中清楚得很。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西班牙佛朗哥的叛乱，美国经济的萧条，特别是反犹太主义在欧洲的席卷——芬南自然要找到一个发泄愤怒与反感的渠道。再说，党在那时受人尊敬；工党以及联合政府的失败让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光是共产主义便足以替代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令人兴奋的地方，随处可见的同仇敌忾以及同志关系一定吸引了好出风头的芬南，让他在孤寂中得到慰藉。当时还谈到前往西班牙；有些人已经走了，就像剑桥的康福德，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