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不体面的俱乐部（第2/3页）

“这就是戴尔特：高个子，帅小伙，威风凛凛的瘸子，同龄人的偶像；一个犹太人。这就是那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来找我的人。

“我请他坐下，给他酒，他不要。我去煮咖啡，我想是这样的，就在一个小煤气炉上煮的。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的是我上次讲的济慈。我抱怨应用在英国诗歌上的德国批评方法，这引发了我们的一些讨论——跟往常一样——关于纳粹对‘颓废’的艺术阐释。戴尔特故意把旧事全部拎出来讲，然后慢慢变得直言不讳，从对现代德国的谴责讲到纳粹主义自身。我自然地保持着警惕——我觉得比起现在，当时我还不那么像个傻子。到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对纳粹的看法。我也直白地说，我不想批评自己的东道国，至少，我不觉得政治有什么乐趣。对他的回应，我一直忘不了。他非常愤怒，跺着双脚，用德语冲我大吼：‘我们不是在谈什么乐趣！’”史迈利突然停下来，看着桌子对面的吉勒姆：“不好意思啊，彼得，我实在太啰嗦了。”

“哪里的话，老伙计。你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曼德尔咕哝一声，表示同意；他坐在那里，双手颇为僵直地放在桌子上。房间里没别的光源，只有炉火的亮光，把他们的影子高高地投射到身后的毛坯墙上。酒瓶已经空了三分之一；史迈利给自己斟了一点，然后递过去。

“他对我大发雷霆。他简直无法理解我能够用一套独立的批评标准去评论艺术，却对政治如此麻木，我怎么能在战火蔓延三分之一个欧洲的时候还忙着嚷嚷艺术自由。难道当代文明就要毁于一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吗？十八世纪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能让我把二十世纪给扔到一边去？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喜欢我的研讨班，而且觉得我是个开明的人，结果他发现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恶劣。

“我让他走了。除了这样，我还能做什么？不管怎么样，在理论上，他也是信不过的——一个在校的叛逆犹太人过得自由自在，实在不可思议。但我一直盯着他。那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就是一个长假。在三天之后的期末辩论上，他特别口无遮拦。他真是吓到人了，然后大家都不说话，心里慌慌的。那个学期结束时，戴尔特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连道别都没有。我没想过还会再见到他。

“那大概是六个月之后的事。我到德累斯顿50附近看朋友，那是戴尔特的家乡，我提前半小时到了车站。与其在月台逛来逛去，还不如出去散个步。车站几百米外，有一栋相当阴森的十七世纪高楼。楼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竖着高高的铁栏杆，还有一道熟铁造的门。显然，这里被改成了一个临时监狱；一群被剃光头发的囚犯，有男有女，就在院子里绕着四周舒活筋骨。两个守卫拿着冲锋枪站在中央。我盯着那边看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走路一拐一拐的，努力跟上别人的节奏。那就是戴尔特。他们已经把他的拐杖拿走了。

“事后我想了想，显然我意识到盖世太保是不会逮捕学校里当红的学生的。我忘了自己还要坐车，折回城镇，在电话簿里找他父母的地址。我知道他父亲以前是当医生的，要找到并不难。我去了他家，只有他母亲在。他父亲已经死在集中营了。她不是很想谈论戴尔特，表现得好像他并没有去犹太人监狱，而是去了普通的那种，仅仅在表面上说是‘修整时期’。她觉得儿子三个月就能放回来了。我假装给他留了个口信，说他还有几本书在我那里，要是他能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很乐意还他的。

“1939年那些事恐怕是把我给打败了，因为我相信自己没再多想过戴尔特。没过多久，当我从德累斯顿回来后，军情局让我回英国。我收拾好行李，两天之内便回到伦敦，发现这里陷入了骚乱。我领了一个新任务，需要做好充分准备，还要做简单报告以及新人培训。我准备立马动身去欧洲，起用德国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情报员，招募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紧急事件的。我开始记熟那十来个名字和地址。你可以想像当我发现戴尔特·弗雷榜上有名时的反应。

“我查看他的档案，发现他几乎是毛遂自荐的，直接闯到德累斯顿的领事馆，质问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对犹太人的迫害，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史迈利说到这便自己笑了起来，“戴尔特很能让其他人听他的话去做事。”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曼德尔和吉勒姆。他们两人都把视线牢牢锁在他身上。

“我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怄气。那男孩就在我眼前，但我就是没觉得他是合适人选——德累斯顿那家伙想打什么小算盘啊？然后我就被告诫说这个喜欢煽风点火的家伙得由我来负责，他那冲动的性子可真会让我跟其他人赔上性命。尽管我的样貌跟掩护身份都有一点点改变，但我显然应该以学校里那个普通的乔治·史迈利的身份跟他打个招呼，这样他就会把我捧到天上去了。这个开头糟糕透顶，我半下决心，搭建社交网络时把戴尔特排除在外。在这件事上我判断错了。他是个出色的特工。

“他仍是不遮不掩地夸夸其谈，却很有技巧地化用为一种虚实结合的诈骗术。因为残疾，特务机构没有让他进去，但是他自己在铁路部门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不用多久，他就排除万难，坐上了一个有实权的位置，截获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部队派遣和军火运输的目的地和时间等方面的详情。自此之后，他就能汇报投弹的成效了，还能精确查明关键目标。他是个非常厉害的指挥员，我觉得正是这个专长救了他。他在铁道部门做得很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几乎没有任何污点。因为表现杰出，他们甚至给他颁发了市民勋章，我看，盖世太保是因为这个，而很识时务地把他的档案扔掉了。

“戴尔特有一套跟浮士德看法一样的理论。自己一个人闷着头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把想法有效地付诸实践才行。他经常说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区分灵与肉：如果规定没有被践行，那么它就不存在。他老是引用克莱斯特51的话：‘假如所有眼珠子都是用绿玻璃做的，又假如所有看似白色的东西其实都是绿色的，那么谁更聪明一些呢？’诸如此类的话。

“就像我说的那样，戴尔特是一个出色的情报员。他甚至能做到在适宜飞行的晚上为轰炸机安排运送特定物资这一步。他有自己的办法——那种能够胜任情报工作的天赋。想像这种局面还能延续下去似乎是很荒唐的，我们投弹的范围总是非常广，要是把这些工作全都交托给一个有二心的人，那是很幼稚的——更不用说戴尔特这种人还挂着藏不住话的臭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