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亲爱的顾问
亲爱的顾问：
对于人事部让我在局里担任更高职位的提议，我终于能作出回复。拖延许久，颇感抱歉，但如你所知，我最近状态欠佳，而且不得不应付局外的诸多私人问题。
微恙尚未痊愈，走马上任并不明智。此项决定还望向人事部通传。
我相信你能理解。
你的，
乔治·史迈利
亲爱的彼得：
我附上芬南案件的报告。这是惟一的副本。等你看完后，请给麦斯顿。我觉得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是有价值的——尽管它们可能有所偏差。
永远的，
乔治
芬南一案
1月2日，星期一，我与外交部高级员工塞缪尔·亚瑟·芬南面谈，以便澄清匿名信对他的断然指控。面谈程序与平常一致，即已经过外交部同意。对芬南的不利讯息，我们只获悉1930年代他在牛津时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面谈只是例行公事。
芬南在外交部的办公室并不适宜面谈，而外面天气正好，于是我们同意到圣詹姆斯公园继续交谈。
后来，我们被东德情报局的一名特工认出并监视，该特工在战时正好与我有过合作。无法确定究竟他本来就是在监视芬南，亦或只是凑巧出现在公园。
1月3日夜里，萨里警方通报芬南自杀的消息。由打字机打出并有芬南亲笔签名的自杀遗书上宣称，迫使他走上绝路的是安全部当局。
在调查中发现的以下事实，证明此中有诸多可疑：
1.芬南死去当晚7：55，让威利斯顿传呼中心于次日早晨8：30给他打电话。
2.死前不久，芬南给自己冲了杯可可，一口未喝。
3.照推测，他在门厅楼梯底下枪杀自己。遗书在尸体旁。
4.矛盾之处为，他是用打字机完成遗书的，但平时很少使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要下楼到了门厅才朝自己开枪。
5.他死的那天给我寄了封信，火急火燎邀我次日到马洛共进午餐。
6.在此之后调查显示，芬南请了1月4日星期三的全天假。他显然未对妻子透露此事。
7.同样要注意到，自杀遗书是用芬南自己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这与匿名信的打印文字有诸多相同特质。实验室报告推断这两封信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但均由同一台打字机打出。
芬南太太在丈夫死亡当晚去了剧院，当被请求对传呼中心8：30的电话作出解释时，谎称是自己预约的。传呼中心确定这个说法并不属实。芬南太太宣称自从安全局面谈后，丈夫一直处于紧张与沮丧的状态，他的遗书便是明证。
1月4日下午，在告别芬南太太后，我驱车前往位于肯辛顿的家中。隐约瞥见有人在屋内窗后，我摁下大门门铃。一个男人开了门，此人后被认出是东德情报局成员。他邀我进屋，我谢绝后回到自己车上，同时记下停在附近的车辆牌号。
当晚我前往贝特西的一个小型汽车修理厂，调查其中一辆登记在该厂业主名下的汽车来源。我被一个不知名的人袭击，打至不省人事。三周后业主亚当·斯卡尔被发现死在贝特西桥附近的泰晤士河里，溺水时酩酊大醉，无暴力痕迹。众所周知其人乃一名酒鬼。
至关重要的是，在过去四年里，斯卡尔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外国人提供专用车辆，并借此获取丰厚报酬。二人商定隐藏租用者身份，直接利用斯卡尔名义，而他仅知道客户代号为“金发妞”，且只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与其取得联系。该电话号码非常重要：此为东德钢铁代表团的号码。
与此同时，经过调查芬南太太在谋杀当晚的不在场证据，重要信息浮出水面：
1.芬南太太每个月都会去韦布里奇剧院两次，分别在每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N.B.亚当·斯卡尔的客户在每个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取车。）
2.她总会带上一个乐谱袋，并将其留在存包处。
3.每次去剧院，都会有一个男人找她，对此人的外貌描述能同袭击我的人和斯卡尔的客户对应起来。剧院的一名员工曾错误推断他为芬南太太的丈夫。他也带了乐谱袋，并留在存包处。
4.谋杀当晚，朋友未能出现，芬南太太提前离开剧院，忘记取回乐谱袋。那天晚上迟些时候，她给剧院打了电话，询问存包处票据遗失后是否能够立刻取回物件。乐谱袋被取走——由芬南太太常见的那位朋友。
此时，那名陌生人已被确认为东德钢铁代表团成员，名叫蒙特。代表团负责人是赫尔·戴尔特·弗雷，我们局战时的合作伙伴，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战后，他加入德国苏占区的政府组织。我该说明，在战争时期，弗雷曾与我在敌军领地并肩作战，他的作为证明他是个技艺高超、足智多谋的情报员。
当下我决定第三度与芬南太太约谈。她精神崩溃，供认自己一直为丈夫担当情报员，而她丈夫五年前在假期滑雪时被弗雷收归旗下。她自己勉为其难地掺和其中，既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诚，又是为了避免他在从事情报工作过程中掉以轻心。弗雷在公园已见过芬南与我交谈。他臆断我仍在从事情报工作，并由此推测芬南若非被人怀疑，即在充当双面间谍。他指使蒙特了断芬南，迫使其妻串通作假，并不许走漏风声。她甚至要就着丈夫的签名样本，在其打字机上打出自杀遗书。
她把丈夫取得的情报传给蒙特的方式十分重要。她将笔记与文件副本放在乐谱袋内，带到剧院。蒙特捎上一个相似的袋子，内藏钞票与指令，就跟芬南太太一样，放在存包处。他们只需要交换存包处票据即可。蒙特未能在适才提及的那天晚上现身剧院，芬南太太便依照老规矩，把票据寄到海格特的指定地点。她为了赶上从韦布里奇发出的最后一趟派件，离开了剧院。当天晚上稍后，蒙特要拿乐谱袋，她便告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蒙特坚持当晚取走乐谱袋，因为他不想再跑一趟韦布里奇。
当我次日早晨询问芬南太太之时，其中一个问题（关于8：30的电话）让她十分警觉，于是给蒙特打了电话。这导致当天稍后我遭到袭击。
芬南太太给了我地址与电话号码，这是她用以联系蒙特的——对此人，她只知道假名是弗雷提格。这两个讯息都指向一名欧洲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公寓，这个人经常款待蒙特，当他有需要时，还会给他提供膳宿。这个飞行员（可假定为东德情报组织的一名信使）自1月5日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国家。
这便是芬南太太揭露出的全部内幕，但在某种意义上，推论不出任何结果。间谍死了，他的凶手也消失了。能做的只有评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开通了一个官方渠道，并指派菲利克斯·塔芬纳先生对外交部那些涉嫌泄密的文件进行估算。这包括芬南自被弗雷招募后接触过的所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密文件并非系统性地被获取。芬南抽取的机密文件均是他职务范围内所直接相关的。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接触敏感文件的权限被大幅提升，却没有把任何涉密文件带回家。这段时期他带回的文件无一例外是低级的，而且涉及的一些内容已经超出他的工作范畴。这跟芬南作为一名情报员的身份不相吻合。不管怎样，很可能他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热忱，而他邀我共进午餐正是迈出了坦白的第一步。心中有此想法，他便可能写出匿名信，设计让自己得以接触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