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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里老是吸引着我？他心中觉得奇怪，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这一生中的点点滴滴。最近，这种回忆已经变成了他的习惯。我为什么老是回到这儿呢？想着想着，他的心情变得明朗起来，他是不习惯害怕的。

因为他们的知足，他找出答案了。因为他们比我们能过苦日子。因为他们喜欢无政府状态、他们那种混乱的恐怖，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张。

因为上帝总是找各种借口不愿光顾这儿。

因为他们普遍的无知及无知中迸发的光辉。

因为他们的幽默感，比起我们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他们是这个过度开发的世界中最后的处女地。因为他们是这么努力要像我们一样，却远远落后。

因为在那巨大的战场中，有一颗悸动的心，而那个战场就是我自己。

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她已经这么告诉我了。他在她的声音里听到些什么呢？是防备吗？防备谁呢？她自己吗？还是他？或是我？在我们这一行里，信差就是信息。

看外面，巴雷告诉自己，外面才是惟一存在的地方。

地铁里，一群十几岁的女孩穿着棉质的长袍，另一群男孩穿着厚棉布夹克。他们朝目的地快步地走，为的是要去工作？抑或去讲习？阴沉的表情为一句话而转变为笑脸，看到他这个外国人，他们就用冷冷的眼光打量他：他那圆圆的、凸出的眼镜，他那破破烂烂的鞋子，他那帝国主义的西装。在莫斯科，巴雷·布莱尔算是见识到了中产阶级端庄的服饰。

在人群中，他让人潮带着他走，而不管到底是走向何方。排队买食物的人排成了一排，他们显得毛躁不安，与他胸有成竹的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些衣衫褴褛的工人英雄和退伍军人通过人群时，胸前的胸牌在阳光照耀下闪呀闪的。他们当中有一种无论是跋涉到何地都已经嫌晚了的气氛，即使是慵懒也都含着一股抗议的气氛。在这种清新的空气下，无所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就好像因为无所事事，他们也就不必改变什么。又因为不必改变什么，他们也就一直停留在他们所知的有限事情上，即使这么做阻碍了他们，让他们无法达成目标，他们也不在乎。

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

到了宽阔的河边，巴雷又开始闲荡起来。在河的那一边，克里姆林宫那一尊神话般的圆顶高高地耸入无云的天空。这是一个向天吐着舌头的耶路撒冷，他想。有这么多的楼塔，却没有一座钟。有这么多的教堂，却找不到一位会开口祷告的人。

他突然听到有人在他身旁对他讲话，他猛然转过身去，发现是一对老夫妇，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正在问他那一条路通到什么地方。但是，巴雷挖空了脑子，也只记得几个俄文单词。那是他常听到的一首歌的歌词。

他笑了笑，摆出一个道歉的表情。“不要对我说俄语，老兄！我是一位贪婪的帝国主义者，是英国人。”

那位老年人握着他的手腕表示友善。

在他去过的任何一个外国都市里，都会有人以他不懂的语言询问他所不知道的地方，而只有在莫斯科，才有人因为他的不懂而对他友善。

他重拾脚步，边走边停在那些店铺的窗户旁，假装看一看店里陈列些什么。木制的娃娃是预备卖给谁的？盖满了灰尘的蔬菜罐头，也可能是鱼罐头吧？一捆捆被压扁了的罐头挂在红绳上，被可怜的十瓦灯泡照着。里面都有些什么？也许是茶叶？或是一罐一罐的药品？他又走回到他的旅馆来了。一位醉眼惺忪的农妇拿着一束用报纸包着的郁金香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真是太好了！”他一边叫着，一边翻着他的口袋，找出了一张卢布纸币。

一辆绿色的“拉达”车就停在旅馆出口外，车上的散热器被撞坏了。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全苏版权协会”。那位司机靠在车子的引擎盖上卸下雨刷，以免被宵小偷去。

“斯科特·布莱尔？”巴雷问他，“你在找我吗？”那位司机对他一点儿都不理睬，继续他的工作。“布莱尔？”巴雷继续问道，“斯科特？”

“这些是给我的吗，老兄？”维克娄已来到他身后，问道。“你很好嘛！”他小声地又说道，“后面半个人影也没！”

维克娄会在你背后替你把守着，奈德已经这么告诉过他。维克娄会知道你是不是被人跟踪了。除了维克娄还有谁？巴雷心里这样想着。昨天晚上，就在他们刚进旅馆登记住房的时候，维克娄就消失不见了，一直到午夜，当巴雷都要上床睡觉了，才透过窗户，看见他站在街上和两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谈话。

他们进了汽车，巴雷就把那束郁金香丢到后面架子上。维克娄坐在前面的座位，以极为流利的俄语和司机亲切地闲谈着。那位司机突然大声地笑了起来，维克娄也笑了。

“能说给我听听吗？”巴雷问道。

维克娄已经这么做了。“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在女王到此访问的时候为她驾车。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如果你要偷，去偷一位百万富翁，如果你要勒索人，就去勒索女王。’”

巴雷把车窗放下来，边哼着曲子边敲着窗框，一直到八点十五分以前，他除了闲逛以外，无事可做。

“巴雷！欢迎你莅临这个‘蛮荒危险区’！看在老天的份上，请你不要和我在门口握手。我们已经是麻烦不断了。你的气色真好。”亚力克·萨巴提尼就在他们有时间互相打量的时候带着警告的语气抱怨着，“我能不能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喝醉？你在谈恋爱吗？你又离婚了吗？你最近究竟在干什么？弄到要求来跟我坦白的地步？”

萨巴提尼拉长了脸，用十足精明的目光审视着他。那凹陷的脸颊上始终戳印着界限分明的阴影。

巴雷初认识他的时候，萨巴提尼已经是以假工作为名的一名可疑翻译。现在，他仍然是一位可疑的“重建”计划英雄，穿着大号的白领衬衫和黑色西装。

“我已经听到了‘消息’，亚力克。”巴雷解释道，他塞给他一束用褐色纸包起来的过期《时代》杂志时，旧日的癖好又袭上心头。“每晚十点过后躺在床上好好地看一本书。来见一见我们的俄语专家李思·维克娄。他对你了解得比你自己都多，是不是啊，维克娄？”

“哦，谢天谢地！终于有人了解我了解得这么清楚了！”萨巴提尼抗议道，并且很委婉地拒绝了那一份礼物，“近来我们对自己越来越没把握了？因为我们这个苏联大谜团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顺便问你一下，维克娄先生，你对你的新老板所知多少？举例来说吧，你有没有听说过他现在已经一手承担起重新教育苏联人民的责任？我告诉你，以他的高瞻远瞩，居然能看见有一亿的苏联人口正饥渴地想在他们空余时间内充实自己。他正准备把各种各样的书卖给苏联人民，例如：如何自修希腊文、三角和如何做家务等等。我们必须告诉他说，在苏联那些在马路上闲逛的人都认为自己不堪造就。因此，他们一空下来就喝得烂醉如泥，你知不知道，虽然如此，为了讨好他，我们还是买他的书。我们买的是教大家如何打高尔夫球的书！你想像不到我们会有多少人被你们那套资本主义者所玩的高尔夫球给迷住吧？”他越来越急促地说道，“并不是我们这儿有资本家！噢！老天！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