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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混沌魔窟3。潘戴尔摸出两毛五给在红绿灯下卖玫瑰花的黑人小孩，然后三个人齐对着街角的老人猛挥手。过去六个月以来，那个老人一直站在同一个街口卖同一把摇椅，价钱哪，两百五十元整，写了牌挂在脖子上。又转进岔路，这回轮到马克先下车。进入曼纽·艾斯宾诺萨·巴帝斯沙大道臭气冲天的炼狱，经过国立大学时，渴望地偷瞄一眼穿白衬衫、臂下夹书的长腿美眉，领会卡门教堂那一抹结婚蛋糕般的荣光——早安，上帝——他们继续拼了老命穿过西班牙大道，解脱似的呼了口气，潜进费德里科·鲍伊大街，钻进以色列大道到圣弗朗西斯科，顺着往派提拉机场的车流，再次向从事毒品买卖的女士先生问早——一排排漂亮的私人飞机，停在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建筑及流离四散的狗群鸡仔之间，飞机多半属于那些毒贩的——但是控制住自己吧，小心点，拜托，深呼一口气，在拉丁美洲，四处飞射的反犹太轰炸可还没成为过去：那些站在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学校4大门口、看起来面容严峻的年轻人，代表的可是生意，所以注意你的态度。马克跳下车，不过动作太快了，汉娜大叫：“你忘了这个，呆瓜！”同时把他的书包丢出去。马克跨步走开，一点表情也没有，连手都没挥一下，怕被同学误以为他依依不舍。

再度回到混乱之中，回到警笛恼人的鸣响，推土机与电钻的咆哮磨转，回到这个等不及把自己噎死的第三世界热带城市，回到其中所有漫不经心的叫嚣、蠢事与抗议；回到每个红绿灯前蜂拥而上的乞丐，瘸子，卖手巾、花、马克杯与饼干的小贩——汉娜，把窗子打开，那罐半巴布亚硬币5呢？——今天轮到那个没腿的白发参议员，他坐在一辆狗车里，自己划着前进；在他之后是位美丽的黑人妈妈，膝上抱着她快乐的小宝贝，给妈妈五毛钱，给宝贝挥挥手；然后又是那个撑着拐杖哭泣的男孩，一条腿弯折得像根过熟的香蕉。他是整天哭个不停，还是只在交通高峰时间哭呢？汉娜也给他半巴布亚。

一阵清爽的雨水打下，我们全速开上山丘到“圣母玛利亚无玷受孕”学校，粉脸修女在前庭的黄色校车旁忙来转去——Senor Pendel, Buenos dias（日安，潘戴尔先生）！Buenos dias，琵耶达修女！还有你，伊美达修女——汉娜记得今天要捐献给那个什么圣人的钱吗？不，她也是呆瓜。这里有五块钱，亲爱的，你时间还多得很，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汉娜蹦下车，给了潘戴尔一个柔软的亲吻，就跑去找她这星期的密友莎拉；同时有个戴金表的胖警察在旁边看着，笑眯眯的，像个圣诞老人。

没人会对这一切大惊小怪，看着汉娜消失在人群中，潘戴尔几乎觉得心满意足了。孩子们不会奇怪，没人会奇怪。甚至我也不会。一个接受犹太教育的男孩（只是他并不是犹太人），一个接受天主教教育的女孩（但她也不是纯正的天主教徒），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一切再正常不过。亲爱的，对不起，我对那天下无敌的艾尔纳斯托·狄嘉多这么无礼，可是今天不是我该当好孩子的日子。

之后，在只有自己相伴的甜蜜中，潘戴尔再次开上高速公路，打开他的莫扎特。知觉刹那间敏锐了起来。独处时常常如此。他习惯性地检查车门是否锁好，眼睛不时留意是否有公路抢匪、警察和其他危险人物出现。但他不是很担心。在美国入侵之后几个月，荷枪实弹的匪徒和平接管巴拿马。今天如果有人在塞车时段掏出一把枪，所有车子里的人肯定跟着掏枪齐射。只有潘戴尔的车子除外。

灼热的太阳从又一栋半完工的建筑后面扑到他身上，阴影加深了，城市的喧嚣更浓了。在他必须穿过的窄小街道里，在那些摇摇欲坠的房舍暗影之间，出现了彩虹般的色泽。人行道上的面孔有非洲人、印度人、中国人和各种混血人种。巴拿马的人种像鸟类般快速膨胀，每天都让本身是混血的潘戴尔雀跃不已。之中有些人是奴隶的后裔，或许其他人也都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数以万计，被船载到此地工作，甚至因为运河而送了命。

道路通畅。太平洋潮水退了颜色，晦暗起来。海湾那头的深灰色岛屿像遥远的中国山脉，绵延在灰扑扑的迷雾中。潘戴尔很希望到那里去。这或许是露伊莎的错，因为有时候她强烈的不安全感折磨得他精疲力竭。或者是因为，他已经在正前方看见银行的那幢摩天大楼，红色的顶端耸入云霄，与同样丑陋的伙伴一较长短。隐隐约约的海平线上，十多艘船漂浮在模糊的边缘，打发等待进入运河的无聊时光。出神的一刹那间，潘戴尔感同身受地想到了船上的无聊生活。在动也不动的甲板上汗流浃背，躺在挤满外国人与石油臭味的船舱里。我不要再有那么可怕的时光了，谢谢你，他打个哆嗦对自己承诺。绝不再有。终此一生，哈瑞·潘戴尔会好好享受每天的每一小时，绝无戏言。问班尼叔叔去，无论他是生是死。

进入威严堂皇的巴布亚大道，他有腾云驾雾的感觉。左边经过的是美国大使馆，比总统府还大，甚至比他的银行大。但是，此刻，却没露伊莎那么大。我太好大喜功了，他转进银行前庭时心里对她解释道。如果我的脑袋没那么不切实际，就不会卷进现在这团混乱里；如果我没把自己当成大地主，没欠一分一厘不属于我的钱，也停止攻击艾尔尼·狄嘉多，或任何你刚好认为道德无瑕、不容冒犯的人就好了。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关掉莫扎特，走到车后，从衣架上取下西装外套——选了深蓝色——套进去，对着后视镜调整他那条“丹曼与嘉达”领带。一个表情严肃、穿制服的男孩，正看守着宏伟的玻璃门入口。他小心照管一把压动式霰弹枪，对每个穿西装的人敬礼。

“爱德瓦多先生，今天过得好不好啊，先生？”潘戴尔用英文大叫，一条手臂挥啊挥。小伙子露出愉快的神情。

“早安，潘戴尔先生。”他回答道，这是他惟一会的一句英文。

就一个裁缝而言，哈瑞·潘戴尔的体格超乎预料地好。或许他也心知肚明。因为走路的时候，他总带着保留实力的气息。他既高且壮，一头灰发剪得短短的。胸膛厚实，肩膀宽阔倾斜像拳击手，行走时则像个训练有素的政治家。起初他两手微微弯曲，垂在两侧，随后又一本正经地交叠在壮硕的背后。这是检阅仪仗队或大义凛然面对刺杀时的步伐。在潘戴尔的想像里，他觉得自己两者兼具。他只允许西装背后开一个衩，并称之为布瑞斯维特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