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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我那种突如其来的沮丧心情是因为让-克洛德的突然离世所致，我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我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将来再也见不到我这位来自夏蒙尼的朋友了，再也听不到他的欢笑了。

“帕桑，”雷吉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时候如果不是杰克，而是你只身前往伦敦交付这些照片，你知道你要见的人是谁，也知道他在哪儿吧？”

“我知道，夫人。”

我握着理查伸出来的一只手。仍然不相信我们就要分别了。

“一定要活着。”我听见自己这样跟他说。

“我会的。”理查说，“记住，我本该死在艾格尔峰的北壁，而不是珠峰上。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复原的，杰克。”

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吻了我。她用力吻在我的唇上。然后退后，站在理查旁边，我最后一次看着她那双漂亮的、无与伦比的深蓝色眼睛。

“别忘了把你的护目镜带上。”我郁闷地说。

然后我和帕桑借助之前留给布鲁诺・西吉尔的祝玛装置，从绳子上降落，下到第二台阶下面的雪地里，那里仍然十分恐怖。接着，我看到理查从长绳子上爬了上去，一眨眼的工夫，他就不见了。两个人很快消失了，他们应该爬上了东北山脊宽阔的西端，上到了通往三角岩和顶峰的雪地。

我则往山下而去。

我们两个一前一后沿着刀刃山脊，往那几个死了的德国人所在的雪地走去，我像个小孩似的哭起来。帕桑拍拍我的后背，然后捏了捏我的肩膀。“这是窒息造成的创伤。”他说。

“不是的。”

我之前并没有听到理查要求帕桑什么，也没听他给什么建议，但是，当我们来到四名死去的德国人身边时，他似乎很清楚该怎么做。我坦白，当时我只是靠在我的冰镐上，试图大口通过我那个像是已经千疮百孔的喉咙呼气，在一旁看着他。

他先是搜查了每一个德国人，拿走他们身上的一些文件，但主要是将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枪取走，其中一名死者身上的外套里还有一把斯迈瑟冲锋枪，另一个人身上还有理查的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帕桑将那把枪交给了我。我将它塞在沙克尔顿滑夹克下面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帕桑还将四具尸体身上的氧气罐拿了下来，然后还搜查了他们的袋子或者小背包，将里面用得着的东西或者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掏了出来，放在了他自己那个鼓囊囊的包里。他还将一个帆布提袋装满了，把它交到我手上。

“从现在起我们得背着这些金属氧气罐，佩里先生，将那些更重的背包留下来。”他说，“我们将其他的物品背在背包里。”

我的脑袋感觉非常迟钝，也没想着怎么做划算，但我确定那三个大氧气罐足以让我们下到大本营，或者至少可以到藏着让-克洛德的新型呼吸装备的地方。我想那些德国人应该没有将它们全部找出来。

“你同意这个计划吗，佩里先生？”

我点点头，仍然没办法开口说话。

我们出发前，帕桑先是将他那个分量不轻的新氧气罐的肩带和几个装备包的肩带背在了肩上。接着，他拿出一把又长又弯曲的小刀，将连接四名死者的绳子割断了，还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拖到山脊北侧边缘，将尸体推了下去。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着内心的麻木。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因为迁怒于四名德国人亵渎了冰川下J.C.的尸体，还是因为看到这四名德国人为西吉尔的罪恶付出代价后而产生的那种原始的、不合时宜的喜悦。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次抛尸的意义。1925年的时候，我们五个人都觉得很快就会再有英国登山队前往这里，也许1926年他们就会来。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料到下一拨探险队直到1933年才来，尽管他们找到了欧文的冰镐，但他们没有想到根据冰镐所指的方向，爬到下面去找到欧文的尸体，1933年的探险队甚至没翻过第一台阶。直到1938年，一支小探险队才终于从北侧登顶珠峰。

当然，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倘若将德国人的尸体，特别是被英国的狙击步枪所杀的尸体留在蘑菇石那头，肯定会让英德两国大动干戈。没有比将尸体从东北山脊推下去，掉到北壁上更明智的选择了：我们在北壁找到马洛里和欧文的尸体纯属巧合。要是探险队在那里找到德国人的尸体，那就太不好了。

我看着帕桑将最后一具德国人的尸体处理掉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喉咙里那个冰冷的东西害得我不停咳嗽，在加上因为黏膜已经发炎数日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现在我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这会儿，我站在山脊上，看着帕桑清理尸体，感觉促使我上到第二台阶的最后一点儿肾上腺素刺激带来的能量终于榨干了。

帕桑医生说得对。如果我执意登顶，甚至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待上一晚，我肯定会小命不保。当我站在离山峰如此之近的东北山脊的台阶上时，才终于清醒过来，现在我只想下山，只想活过来，为雷吉、理查、珀西表弟和科特・梅耶，为我们被杀害的夏尔巴人朋友，尤其是为让-克洛德。

活着下山，将照片交到需要它们的英国当局者手里。

我们从蘑菇石远端的山脊下山时，我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精力绕过嵌入北壁的那块砾石，但我还是能够站着，看着帕桑轻而易举地过去了，他知道另一侧的壁架和攀附点的位置，当然轻松。接着，他为我做好保护点，顺利地帮我也爬了过去，不过，我在跨越最后一步的时候脚底滑了一下，但帕桑还是像拎包一样把我拉到了壁架上。

我实在太累了，没精力去难为情。我不停往山峰望去，有一次——就在我们抵达六号营地里那唯一一顶帐篷时，我想我看到了两个小点在珠峰下沿，正往白雪皑皑的顶峰三角岩移动过去。

但那一刻我实在疲惫不堪，没有从帆布包里拿望远镜去看他们。自从那时起，我总是在想，如果在陡峭的三角岩上的真是雷吉和理查，我当时是否能够认出来。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我和帕桑背着我们在五号营地找到的德国人藏在那儿的新氧气罐，继续往山下走。他倒没有搀扶着我，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走在一起，每当我的身体愈发虚弱的时候，他都会扶着我的胳膊。

他领着我横过最后一段山脊，然后清楚地记得要从那个裂缝的开口下到低矮的岩壁上。接着，我们便去到了只有一个帐篷的六号营地，那个帐篷仍然屹立在那儿（尽管已经倾斜得非常厉害）。德国人在上山的时候显然没有看到它。六号营地里剩下一点儿吃的：一些巧克力、一罐沙丁鱼、一热水瓶水，都是我们留在那里没带上山脊的，我们将这些吃的全都放在了那几个早就装得满满的提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