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拉克内鬼（第2/8页）

时间早已进入了宵禁，尽管他已经相当习惯穿越空荡荡的、只有伊军巡逻兵巡视的街道，他还是会选择灯光暗淡的小道，越过黑暗的废弃场地，穿行在小巷子里，而伊军一般都守在主要公路的十字路口。这种方法使他和伊拉克人各自相安无事。

但自哈桑・拉曼尼返回巴格达以来，尤其是针对常规军的无能提交了一份充满尖刻批评的报告之后，情况变了。伊拉克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士兵——开始在科威特市街头出现了。

虽然不能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相提并论，但绿色贝雷帽部队至少要比常规军那些乱糟糟的应征士兵更守纪律。现在静静地站在卡车旁边的就是六名绿色贝雷帽士兵，那里通常是没有伊拉克人的。

马丁正好有时间重重地倚在他随身带着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个老头的样子。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阿拉伯传统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士喊道，“过来。”

四支步枪对准了戴着格子茶巾的孤独的身影。老人停顿了一下，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

“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贝都？”

“只是一个老头子想赶在宵禁前回到自己家里去呀，赛义德。”那人呜咽着说。

“现在已经过了宵禁时间了，笨蛋！过了两个钟头了。”

老头迷惘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赛义德，我没有手表。”

在中东，手表并不是必备的，而是一种供收藏的珍贵物品，也是财富的象征。进入科威特的伊军士兵很快都有了手表——白拿来的。

中士咕哝了一声，这个借口倒也站得住脚。

“证件。”他说。

老人用那只空着的手拍了拍他沾满尘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证件。”他哀求着说。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战士走了上来。一颗手雷绑在马丁的左大腿内侧，像一只西瓜垂在那里。

“别碰我的蛋蛋。”老贝都尖利地说。那战士停住了。后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地笑了起来，中士尽力屏住不笑。

“怎么啦，上呀，朱海尔。搜他。”

年轻战士朱海尔犹豫了，脸涨得通红。他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着他的。

“只有我老婆才能碰我的蛋蛋。”贝都说。两名战士大声笑起来，并放下了他们手里的步枪。其他人也跟着放下了枪。朱海尔仍畏缩着不肯走上前去。

“跟你们说，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我可是早就过了干那种事情的年纪。”老人说。

太过分了。巡逻队爆发出一阵狂笑。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张口笑了。

“好吧，老头，回家去吧。以后天黑后不要出门。”

贝都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边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痒。在街角上他转过身来。那颗手雷掠过鹅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尔的脚边。六个人都凑上去看，接着它就爆炸了。那是这六名士兵的最后一天，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将军坐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的办公室里，正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一起喝酒。

沙米・格桑是摩萨德的战斗部主任。他的部门负责操纵外勤特工，是危险的锋口间谍行动。当局长向美国人奇普・巴伯说谎时，他是在场的两名属下之一。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吗？”格桑问，因为这个话题又冒了出来。

德洛尔抓起啤酒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去他们的，”他咆哮着说，“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宝贝内线吧。”

一九七六年春天，当四个阿拉伯国家准备与以色列一次性算总账时，德洛尔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战士，在沙漠中蹲伏在巴顿坦克下等待战斗。他还记得，外界全是对以色列的一片责备声。

在一名二十岁小伙子的指挥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轰开一个缺口，把埃及军队打回苏伊士运河去了。

他仍然记忆犹新，同是西方的媒体，在五月份时还对他的祖国的生死存亡表示深切忧虑，当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败四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时，却反过来指责他们是靠恐吓和欺骗打胜的。

从那时起，科比・德洛尔的哲学观点就形成了：去他们的。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大卫・本-古里安等人那样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他们的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诚于极右翼的利库德党，与贝京和沙米尔同属一个党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里听课，他手下的一名教官正在培训新招聘的特工学员。当他听到教员说出“友好情报机构”这个短语时，他起身接管了这堂课。

“世上没有以色列的朋友这种事，除了在国外散居的犹太人。”他告诉学生们，“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的敌人和中立国。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该如何对付。至于中立国，攫取一切，什么也不给他们。朝他们笑笑，拍拍他们的背，向他们敬敬酒，奉承他们几句，谢谢他们透露的消息，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嗯，科比，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发觉不了。”格桑说。

“他们怎么可能发现？只有我们的八个人知道。而且都在局里。”

肯定是因为啤酒。他忘了还有一个人。

一九八八年春天，一个叫斯图尔特・哈里斯的英国商人在巴格达参加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他是诺丁汉一家筑路机械公司的一名销售董事。展览会是伊拉克运输部主办的。与绝大多数西方人一样，他也下榻雅法街上的拉希德宾馆。该宾馆系涉外宾馆，时刻处于监控之下。

展览会的第三天，哈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发现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只普通的信封。信封上没写名字，只有房间号码，而房间号码没搞错。

里面有一张纸和另一只普通的航空信封。纸片上以大写的英语字母写着：“你回到伦敦后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以色列使馆的诺尔曼。”

就这些。斯图尔特・哈里斯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伊拉克的名声，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不管这个平常的信封里装着什么，都会使他遭到逮捕、拷问，甚至丢命。

他努力保持冷静，坐下来，试着理清事情的头绪。首先，为什么找他呢？英国人在巴格达有几十个，为什么选中了斯图尔特・哈里斯？他们不可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们不可能知道他父亲是一九三五年从德国去英国的。难道他们知道？

他永远不会知道，这都是因为两天前伊拉克运输部的两位官员在一个公共食堂里无意间说过的几句话。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讲起，他前一年秋天曾去诺丁汉的工厂参观访问，哈里斯在头两天一直陪着他，然后消失了一天，然后又回来了。他曾打听哈里斯是不是病了。一位同事笑着告诉他，说哈里斯是庆祝犹太教赎罪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