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猎捕 14

和往常一样，豺狼七点半起床，床边放着茶。他喝完茶，洗漱，淋浴，刮脸，穿戴整齐，然后从箱子的里衬取出那卷一千镑的钞票放进前胸的口袋里，下楼吃早餐去了。九点钟，他来到酒店外孟佐尼大街的人行道上，顺着街道大步走着，他要找银行。他从一家银行换到另一家银行，逐渐把自己手头的英镑换成其他货币：将二百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剩下的八百镑换成了法国法郎。

晌午的时候，他换完钱，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意大利特浓咖啡，稍事休息。喝完咖啡，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搜索。几经打听，他来到毗邻加里波第门后面的街区，那里靠近加里波第火车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排上了锁的汽车修理间。他找到其中一间靠近街角的汽车修理间店主，把店面租了下来。因为租期很短，所以租金比一般价钱高出很多，两天一共是一万里拉。

在当地的一家五金店，他买了一套工作服，一把剪金属用的剪子，几码细钢丝，一把烙铁和一根一英尺长的焊条。他还在这家店里买了一个帆布包，把所有这些都装进包里，放在租来的汽车修理间里。他把汽修间的钥匙装进衣兜，到市中心繁华地段的餐馆去吃午餐。

他在餐馆打电话到租车行预约了一下，下午早些时候，搭出租车来到那家不是太忙的汽车租赁公司。他租了一辆二手车——一辆一九六二年生产的阿尔法罗密欧双座跑车。他说他要在意大利休假两周，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把意大利好好转转，两个礼拜以后再还车。他的护照、英国的及国际的驾照都没什么问题，保险问题几个小时就办好了——租赁公司旁边就有一家公司，他们经常办理汽车租赁公司的这种事。押金不便宜，差不多相当于一百多镑。不过下午四点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归他了，钥匙插在点火孔里，租车行的老板祝他假期愉快。

之前他向伦敦机动车协会打听过，所以他知道，法国和意大利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驾驶着在意大利登记的车去法国没有什么复杂的手续，只要驾驶证、汽车租赁的登记材料以及相关保险没问题就行了。

他在威尼斯大街的意大利汽车俱乐部前台咨询，得知附近一家声名卓著的保险公司的名字。那是家专门为在国外旅游提供机动车保险服务的公司，他们告诉他，这家公司和一家大型法国保险公司有双边业务往来，他们提供的保险服务肯定没问题。于是他在这家公司用现金又办了一份在法国驾车的旅游保险。

他离开保险公司，开着他的阿尔法回到大陆酒店，把车停在酒店的停车场，上楼回到房间，拿出装着狙击步枪部件的箱子。下午茶时间刚过，他已回到租汽修间的那条破败的小街。

他把汽车开进已租好的汽车间，反锁好房门，把电烙铁的电线插进了头顶上那盏电灯的灯口，还将一支强光电筒放在他身旁的地面上以照亮汽车的底部，接着他就开始干活了。他花了两个小时，把那些装步枪部件的细钢管焊在阿尔法汽车底盘的凸缘内侧。他在伦敦的时候查过汽车杂志，知道在意大利生产的汽车里，阿尔法车突出的底盘内侧有一道很深的凸缘。这正是他选择阿尔法车的原因。

钢管本身都包了一层薄麻布，然后用钢丝紧紧捆起来塞进了凸缘里，钢丝和底盘接触的地方都用烙铁焊住了。

弄完这些，他的工作服上满是汽修间地上的油污，两手由于用力把钢丝绞在底盘上弄得生疼。不过活儿干完了，那里很快会蒙上厚厚的尘土和泥巴，不对汽车底盘进行极其仔细的检查是不会发现那些钢管的。

他把工作服、烙铁和剩下的钢丝装进帆布包，扔到远处角落里的一堆破布底下。剪钢丝的剪子则放到汽车仪表板上的小储物柜里。

他把箱子锁在了阿尔法的后备箱里，关上门锁好；钥匙放进口袋，发动了汽车，驾车回到了酒店。夜色又渐渐笼罩了这个城市。

到达米兰二十四小时后，他终于再次回到他的房间。他冲了个澡，洗去一天的劳顿，把自己漂亮的双手在一盆冷水里泡了一会儿，然后穿戴整齐，去吃晚饭喝鸡尾酒去了。

在进酒吧享受自己常喝的康帕利和苏打水之前，他在前台停了下来，告诉服务员晚餐后帮他把账结清。他订了次日早上五点半的叫早服务，还要了杯茶。

他又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用剩下的里拉结了账，七点刚过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背着手，俯视着外交部窗子下面一尘不染的近卫兵阅兵场。一队近卫骑兵秩序井然地踏着步点，穿过砾石路，向着白金汉宫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副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让人印象深刻。很多个早上，杰斯佩尔爵士都是这样站在自己英国外交部的办公室窗前，注视着这一极富英国特色的场景。每当站在窗边，沐浴着阳光，看着身着蓝色军服的骑兵经过，游客们翘首欣赏，听着穿过广场传来的马具和马刺碰击的叮当声，精神抖擞的马匹打的响鼻儿声以及老百姓的惊讶赞叹声，常常让杰斯佩尔爵士感到，所有在此之前在其他小地方做大使的那些虚度的岁月都得到了补偿。每当看到这个情景，他总会肩膀微微后张，扎在条纹裤子里的小腹轻轻收紧，一股由衷的自豪感让他下颌抬起，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熨”平了。有时候，听到马蹄踏在砾石路面的嗒嗒声，他会从办公桌旁起身，站到新哥特式风格的窗前，看着马队经过，然后才回去处理文件或是国家大事。不过有时，回想起巴黎人半长的皮靴和柏林人的长筒马靴曾经试图跨越海峡改变眼前这一切，用皮靴的践踏声取代马刺磕碰的叮咚声，他就觉得鼻子一酸，眼睛一热，急忙回到他的案牍里去了。

不过今天早上却不然。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瞪着窗外，用力抿紧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几乎看不出了。种种迹象表明，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正处于盛怒中。当然，他这会儿是独自待在办公室里。

他是法国科的负责人，但关于海峡两岸国家间的友谊问题从不需要他去裁决。所谓友谊，他这一辈子都没体会出分毫。他只是外交部一个科室的负责人，职责是研究那个该死的地方的各种事件、野心、行动，以及不时出现的阴谋，然后向常务次官报告，并最终送达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手中。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他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成绩卓著；具备一贯恰当的政治判断——虽然总是犯错，但也都是为了与他当时的上司保持一致而不得不那样做的；他个人的记录非常好，值得引以为豪。他既没有犯过大错，也从没有“对”得令人难堪；他从不支持非主流观点，或是提出与整个体系中最高层中占绝对优势的观点相左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