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维克托酒吧里真是安静，进门时，你仿佛可以听见温度下降的声音。吧台高凳上坐着个黑衣女子，衣服剪裁得体，这个时令，料子应当是合成纤维，比如奥纶。她独自坐着，用一支长长的玉烟嘴抽着烟，面前是一杯淡绿色饮料。她的神情中有种微妙的紧张，那可能是由于神经质，也可能是由于性饥渴，还有可能仅仅是因为节食过度。

我在离她两个座位的吧凳上坐下。酒保朝我点点头，但没有露出笑容。

“来一杯琴蕾，”我说，“不加苦料。”

他将小餐巾放在我面前，不断地打量我。“你猜怎么着，”他用愉悦的声音说，“我听见你和你朋友有天晚上谈起，就进了一瓶玫瑰牌酸橙汁。可你们再也不来了。我今晚才开的瓶。”

“我朋友离开了此地，”我说，“方便的话，给我来杯双份的。多谢费心。”

他走开了。黑衣女子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又低头瞧着自己的杯子。“这地方极少有人喝这种东西。”她声音很轻，我起初都没意识到她是在跟我说话。她又朝我这边看了看。她有一双深色的大眼睛，指甲涂成我见过的最艳的红色。她看上去不像是可以随便勾搭的女人，声音里也没有挑逗的意思。“我指琴蕾。”

“有个朋友教我喜欢上了这种饮料。”

“他一定是个英国人吧。”

“何以见得？”

“酸橙汁啊。酸橙汁很英国，就像用吓人的鳀酱煮鱼一样英国，那东西就跟加了厨师的血似的。难怪别人叫他们酸橙佬。我是指英国佬，不是指鱼。”

“我还以为是某种热带饮料，大热天里喝的。马来半岛之类的地方。”

“也许你说得对。”她又回过脸去。

酒保把调好的酒放到我面前。加了酸橙汁，琴蕾呈现出一种淡淡的、迷蒙的黄绿色。我尝了一口，既甜又烈。黑衣女子瞧着我，向我举起酒杯。我们同时喝下一口。这时我知道了原来她的酒跟我的一样。

接下来就该是老一套了，所以我没动，仍然安坐在那里。“他不是英国人，”片刻之后，我说，“我估计可能战争期间他在那里。我们以前偶尔过来，会来早些，就像现在这时候，别人还没闹腾起来。”

“非常惬意的时候，”她说，“几乎可以说是泡酒吧最好的时候。”她喝尽了杯中的酒。“我说不定认识你的朋友，”她说，“他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马上回答，先点了一支烟，瞧着她把烟蒂从玉烟嘴里磕出来，又装上一支。我把打火机凑过去。“伦诺克斯。”我说。

她谢过我给她点烟，飞快地扫了我一眼，然后点点头。“是啊，我跟他非常熟悉。也许太熟悉了。”

酒保踱过来，望了望我的杯子。“一样的再来两杯，”我说，“送到厢座去。”

我从高凳上下来，站在一边等着。不知道她会不会让我难堪。我倒不怎么在乎。即便在这个性意识过强的国家，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偶尔也可以会会面谈谈天，而不把上床扯进话题。眼下这情形有可能是这样，但她也有可能以为我要勾搭她。要真是那样，滚她的蛋。

她犹豫了片刻，拿起一双黑手套和一个黑色小山羊皮金边金搭扣手提包，向角落里的厢座走去，默默坐下。我在小桌子对面坐下。

“我姓马洛。”

“我叫琳达·洛林，”她平静地说，“你有那么一点伤感，是不是，马洛先生？”

“就因为我来此地喝一杯琴蕾？那你呢？”

“或许我是对这种酒情有独钟。”

“或许我也是。不过这岂不是太巧了？”

她朝我微微一笑。她戴着绿宝石耳坠，别着绿宝石领针。它们看上去像是真货，可以从切割方式看出来——边缘的斜切很平滑。即便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它们仍闪烁着柔和的光泽。

“这么说来，你就是那个人。”她说。

侍者端来酒，放下。等他走后，我说：“我只是个认识特里·伦诺克斯、喜欢他、偶尔跟他出去喝喝酒的人。这是份无心插柳、偶然拾得的交情。我从没去过他家，也不认识他的妻子。只是在停车场见过她一回。”

“比这再稍微多些，不是吗？”

她伸手去拿酒杯。她戴着一枚镶了许多小钻石的绿宝石戒指，旁边是一枚窄窄的白金戒指，表明她已经结婚。我把她归入三十五至四十岁那一组，但是靠近年轻的那头。

“也许吧，”我说，“那家伙老来烦我，到现在还是。那你呢？”

她用一只胳膊支着下巴，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我说过跟他太熟了，熟到认为他碰上的事没什么要紧的。他妻子很有钱，给了他所有的奢华。她要求的唯一回报就是不受打扰。”

“好像合情合理。”我说。

“别挖苦人，马洛先生。有些女人就是那样。她们身不由己。一开始他又不是不知道。如果他要尊严，大门可是敞开的。他没必要杀了她。”

“我同意。”

她挺直身子，狠狠瞪了我一眼，嘴唇撮起来。“所以他逃走了，而且如果我听说的是真的，你助了他一臂之力。我猜你为此很自豪吧。”

“不，”我说，“我仅仅是为了钱。”

“这可就没意思了，马洛先生。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坐在这儿和你一起喝酒。”

“换个话题很容易，洛林夫人。”我端起酒杯，灌下一大口。“我想你也许可以跟我讲讲特里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至于他为何把他妻子的脸砸得血肉模糊，我没兴趣推测。”

“这话太寡情了。”她有些愤怒。

“你不喜欢我的用词，我也不喜欢。而且，如果相信他干了那样的事，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喝琴蕾。”

她盯着我看。过了片刻，她缓慢地说：“他自杀了，留下一份完整的自白。你还想知道什么？”

“他还有把枪，”我说，“在墨西哥这就足够让那帮神经兮兮的警察朝他开火。在美国也不乏警察就这么杀了人——他们有些人因为门晚开了几秒钟，就隔着门板开枪了。提到自白书，我没见过。”

“毫无疑问，是墨西哥警察作假。”她尖刻地说道。

“自白书说不定是真的，像奥塔托丹这样的小地方，他们不知道怎么造假。不过这并不能证明就是他杀了他的妻子。至少我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自白书只说明他走投无路了。在这种情形下，某种人——你说他懦弱也罢，心软也罢，感情用事也罢，如果这么说能让你高兴的话——有可能会决定不让其他亲友成为公众瞩目的对象。”

“异想天开，”她说，“一个男人不会为了掩盖一桩小丑闻而自杀，或者存心让人杀了。西尔维亚已经死了，至于她的父亲和姐姐——他们完全能够应付自如。马洛先生，有钱人总是能够把自己保护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