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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的大学校园也有人，但没有了我住院时祥和热闹的气氛，人们行色匆匆，在这样的暑天仍穿着白大褂，脸上一副顾不上天气炎热的表情。人们星期天来大学各有重大理由，如同我一样。

进了研究室，橘小蛆笑脸相迎。看到她的表情，我不觉一怔，她的脸上有种光彩——这在我出院时也感觉到了。间隔十几天，这种光彩似乎有增无减。

“重返社会感觉如何？”她的语气充满亲切感。此刻我不想让她不安，就摸棱两可地回答“还行”。大概是我说得有些不自然，她顿时面露孤疑。

她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若生已经等在那儿。照例问候之后，他马上开始心理测试和智能测试，橘小姐在一旁做笔记。若生仍然面无表情，可能那是试验者的方式，可我觉得自己纯粹被当成了测试材料，不大舒服。

“通过重复这些测试，也能看出人的性格？”心理测试时我问道。

若生变换了一下虚无的表情，回答：“是的。”

“不能让我看看结果吗？”

“看结果？”他瞟了一眼橘小姐，“为什么这么问？”

“我想知道。想知道自己现在是怎样的人，如果可以，还想看看我以前的资料。”

他使了个眼色，橘小姐出去了，大概是去向堂元博士汇报。我确信自己扔出的石头像预料的那样激起了涟漪。

“下次测试之前我考虑一下。”他说完接着测试。

结束后，他让我去教授的房间。橘小姐正和教授说话，我进去，她随即离开。

“有什么烦恼吗？”博士让我坐在沙发上，他坐在对面问道。他的语气很轻松，我却觉得意昧深长，不知是不是自己多心了。

“不如说是疑问。”

“嗯，是什么？”

“副作用。”我单刀直入，“脑移植手术没有副作用吗？”

“副作用？”像在思考这个词的意思，博士重复了一遍，“这要看具体情况了，条件不同，结果也不同。”

“我呢？有产生副作用的可能性吗？”

“你的情况，”博士看似在慎重考虑措辞，慢慢舔了舔嘴唇，“我们预想不会有副作用。我以前跟你说过，你和捐赠者的脑神经细胞配型很理想。就像是给机器装上了纯正的配件，应该不会有不协调的感觉。你也没有头疼或产生幻觉，对吧？”

“确实没什么不协调感。可……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是什么？”

“和以前的自己不同……性格、爱好什么的，想法也是……”我如实对他说了这一星期发生的各种事，主要是上班的事，还有和阿惠约会时感觉到的一些变化。我隐瞒了两点，一是对阿惠的感觉，一是对臼井起了杀心。

“嗯，”博士探过身来，想窥探我眼睛深处，“大慨是长时间与世隔绝的缘故。不光是你，结束与病魔作战的生活、回归社会的人，会以不同于以前的态度来看世界，这不奇怪。”

我摇摇头：“不是一回事。我出院后还一次都没拿过画笔，不，拿是拿过，一点都画不了，完全没有灵感。您看过我的素描本吧？应该能看出笔法在变化。我内在的变化从住院时就开始了。”听我说到画画，博士陷入沉思，像是在找个合理乐观的解释。我继续问：“是不是可以认为，是移植的部分产生了影响？”

他像突遭猛击似的睁开眼，扬起眉毛：“你说什么？”

“捐赠者的脑，您不认为为是它影响了我的脑吗？”

“为什么会这么想？”

“关于脑移植，昨晚我想了一晚上。我的一部分脑因事故受损，便移值了别人的，也就是捐赠者的脑片，对吧？”

博士沉默着点点头。

“我不知道那是整体的百分之几，假设是百分之十，姑且算我的心还能维持原样。但要是把比率提高到百分之二十，我的心仍然没变化吗？接着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如果我原来的脑只剩百分之一，而捐赠者的脑占了百分之九十九，还能说那样的脑所控制的心仍是我自己的吗？我无法这么认为。虽说不能跟脑移植的量成正比，但我想应该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这是我冷静思考了以前阿惠无意间说的话之后的想法。她问过，如果你的脑全部按掉，那还是你吗？

“你这种想法有本质上的错误。”博士说，“第一，脑移植不是修补损坏的混凝土墙，移植的可能性存在着界限，完好保留相当的部分是前提条件。第二，所谓的心并不是脑细胞本身，它是电波交换产生的结果，所以极端地说，即使你的脑袋里装的完全是别人的脑，只要电波程序是你自己的，就可以说还是你自己的心。”

“用一个人的脑可以组装另一个人的心电程序？”虽然有点偏离主题，我还是吃惊地问。

“以现有的科学水平当然不可能，但脑移植不是这个层面的问题，它只不过是因为进行电波交换的脑的一部分受损，用别人的脑片来取代，去恢复原来的程序而已。程序包含心的功能。”

“可移植的脑片不一定和原有的那部分脑起同样作用吧？我倒觉得，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

“大概会不一样。”博士淡然承认了这一点，“但这种差异不至于改变程序——我说的移植可能范围内的情况。也许会产生一点细微变化，但我认为它们不会表面化。”

“根据呢？”

“平衡感觉。人脑具有的平衡感觉令人吃惊。我想你也知道，人有右脑和左脑，分别有着运行不同意识程序的记忆容量。事实上我们知道，做脑分离手术会产生不同意识，但左右脑在被脑粱这以纽带联结时，意识会达到统一，因为两者的程序会协调合作，微小的脑部位变化会被抵消。”

“那能说是微小变化吗？移植可能的界限真的没有多大？”

“现有技术条件下是这样，关于这点，大概今后也不会有显著进展。”

我不是理解不了博士的解释，但还是无法释怀。他说的固然有道理，但事实上我已注意到自己的变化，这些变化绝不是环境变化造成的，也不是错觉。

我稍稍换了一下问题的角度：“先不说移植脑片的影响，以前没有因事故或脑手术给患者的精神带来影响的例子吗？”

博士双手抱臂，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说：“这个，是有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脑蛋切除术——大概说最坏的例子更合适——确切地说叫前额叶白质切除术。手术很简单，就是在额头口一侧开个小口，切断某个神经纤维，这种手术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行动异常者或疼痛剧烈的癌症晚期患者身上。手术后患者的精神状态会变好，疼痛感会变迟钝，但另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性减弱、与人交往产生障碍、过度兴奋等人格变化。现在这一手术已被废止，它可以说是无知导致的失败。除手术外，还有因事故导致头部受伤而产生性格变化的例子，听说有一个勤奋、温和的男子因爆炸事故摘除了前额叶之后，变得暴躁、冲动、不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