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请看第五号照片
检察总长窸窸窣窣地坐了下来，有一杯水从律师席的桌子下面伸出来递给了他。是一个法庭的职员先前悄悄地走过陪审员席，弯着腰免得挡住了陪审员看这位律师，现在他直起身来。华特爵士的助理韩特利·劳顿先生站起身来盘问前几位证人。
最前面两个是政府官员，很快地就离开了证人席。哈瑞·马丁·孔比是公家的摄影师，证实了某些照片和罪案有关。赖斯特·乔治·富兰克林是西敏寺自治区的测量员，提出他就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那栋房子测量的结果，还有那栋房子的详图。这些资料的副本分送给了每一位陪审员。态度上有种不自觉的自负而都表现在他尖尖鼻子上的韩特利·劳顿先生，把第二位证人多留了一下。
“我相信在一月五日那天，因为莫特伦警探的要求，你曾经检查过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那间称之为书房的房间吧？”
“是的。”
“除了那扇门和那两扇窗子之外，你有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可以出入的地方？也就是说那里有没有什么秘密通道之类的？”
“没有。”
“事实上，四壁都是均一的？”
一片沉默。
小个子法官微微四下看了看。
“律师是在问你，”法官包德金大人说，“四面的墙上有没有洞。”
他的声音轻柔而平和，让你一下子注意到好几件事。你突然开始注意到一种精炼过的一般常识，使所有的一切回归到它们最基本的价值。你也开始注意到全然的不解，整个法庭也都有这种感觉。法官坐在他那张高椅子的边上，欠身出来，伸着头，一直等到证人说：“洞？大人，没有洞呀！”然后他有点好奇地朝劳顿先生眨了眨眼，他胖胖手中的那支笔继续平稳地在他的笔记簿上写下去。
“甚至于没有，”律师继续追问，喃喃地说了句一成不变的话，“一道够大得可以让箭杆穿过的缝隙。”
“没有，先生，没有那种东西。”
“谢谢你。”
辩方没有做交互询问：H.M.只摇了摇头，耸了下他穿着袍子的肩膀。他像先前那样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只让人希望他没有像平常那样恶毒地瞪着陪审团就好了。
“传艾蜜莉亚·乔丹。”
他们把乔丹小姐带进证人席。那个有顶的狭窄隔间以九十度的直角方向坐落在陪审团席和法官席之间。她平常想必是一个镇定而能干的女人，可是她在登上证人席的阶梯时绊了一下，而在宣誓的时候也似乎十分紧张不安。到底是因为紧张才脚步踉跄，还是因为脚步踉跄才造成她紧张不安，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她的脸倒是涨红了，而且很明显地身体不舒服。艾蜜莉亚·乔丹大约是四十出头或四十好几，仍然相当好看，只因为有病而稍损了原有的悦人之美，那副流线型的铬框眼镜让人感觉不到有副眼镜在，对她的相貌毫无影响。她有一头不折不扣的棕发和一双不折不扣的蓝眼，她的穿着也得到我们身后那两位女性的好评，她穿了一身黑，我记得还有一顶帽檐尖起来像顶鸭舌帽似的帽子。
“你的名字叫佛乐娜·艾蜜莉亚·乔丹？”
“是的。”
这个回答说出来时，她很快地清了下嗓子，想找出适当的音量高低。她没有看她两侧的法官或陪审团，两眼只盯着曲意奉承的韩特利·劳顿先生，而他正使出他的全副魅力。
“你是胡弥先生的机要秘书？”
“是的，那是——不是，我做他的秘书没有很久，我是说，他后来用不到秘书了，因为他离开了——其实，我在替他打理家里的事，这比付钱请个管家要好多了。”
“庭上和陪审团都很了解，”那位律师很诚心地说。她最后的几句话说得有点冲口而出，而他甚至更奉承有加，“我想，你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不对、不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
“我们相当了解，乔丹小姐。你和他在一起有多久了？”
“十四年。”
“你和他很亲近啰？”
“哦，是的，非常亲近。”
对乔丹小姐讯问的第一部分着重在提出和证明两封与玛丽·胡弥订婚一事有关的信函，其中一封是那个女孩写给她父亲的，另外一封则是她父亲给她的信。这两封信里，第一封乔丹小姐看过；而第二封，她解释道，是由她协助写成的。人的性格因此浮现。以她所写的信来判断，玛丽·胡弥很冲动、轻浮，还有点欠缺条理，就像你会由那天早上登在《每日快报》上那位两眼很宽的金发女郎照片上所得到的印象一样：可是她的天性中也有一丝很强烈的讲求实际的特质。艾佛瑞·胡弥则表现出他是个仁慈而谨慎的人，很喜欢卖弄学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想法似乎让他很开心：“我深信当我说将来我一定会抱孙子时，我想的并不是好多年以后的事。”
(这时候，被告席上的那个人脸色变得像鬼似地苍白。)
“——而我很确定的是。我亲爱的女儿，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交付信托，留给我知道你将来会有的儿子：我也确信我可以期盼在你们所有人的陪伴下过很多年快乐的日子。”
现场有些不安的咳嗽声，坐在被告席的安士伟头微向前倾，看着他放在双膝上的两手。韩特利·劳顿先生继续讯问艾蜜莉亚·乔丹。
“你是不是记得胡弥先生就订婚这件事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吗？”
“记得，他一直不停地说：‘这是件很叫人满意的事。我再想不到有更好的了。’我总是说：‘可是你对安土伟先生了解多少呢？’他说：‘知道呀。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我认得他母亲，她很可靠。’或者是这一类的话。”
“换句话说，他认为这场婚事是已成定案的了？”
“呃，我们认为是这样。”
“我们？”
“大夫和我。史本赛·胡弥大夫。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我不能替别人发言。”
“现在，乔丹小姐，”那位律师说着，停顿了一下，“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到一月四号之间，你是否注意到胡弥先生态度上有什么变化吗？”
“是的，我注意到了。”
“你最早注意到发生变化是什么时候？”
“在那个礼拜六早上，就是他过世的那个礼拜六。”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注意到的事情呢？”
在劳顿先生那具有催眠性的态度下，她现在已经够镇定了。她用很低但是能听得很清楚的声音说话。起先不知道两只手该怎么办：在栏杆上放上放下，最后下定决心紧紧地握在栏杆上。在她说到那封她协助写成的信时，她的两眼有种干涩的表情：她是在相当困难地强忍住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