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2/7页）

我在这些巧妙灯具和那两盏投射灯底下站了短短一分钟，就觉得那强烈的光线很震慑人。在那种强光照射下朗读，就算我做得到，一定也极度困难。但我知道狄更斯在台上只是假装阅读，几乎从来不看面前的书本。他早已经把他要表演的那数百页文字背得滚瓜烂熟，每一段故事都至少阅读、记诵、修改、增删与排练不下两百次。他开始朗读以后，就会直接合上手边的书，或者在过程中心不在焉、象征性地翻个几页。演出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视线多半穿过那块矩形强光射向观众。然而，尽管台上灯光明亮刺眼，他仍然看得清观众席里的每一张面孔，因为他刻意让戏院内的灯光维持在足够明亮的程度。

我离开狄更斯的阅读桌之前，花了一点儿时间端详这个讲桌。桌面由四根优雅细长的桌脚支撑，高度大约在狄更斯的肚脐位置。这天下午水平桌面上盖着一块红布。桌面两侧设有突伸的小平台：右边那个用来摆玻璃水瓶，左边那个用来放置狄更斯的手帕和昂贵的小羊皮手套。桌面左边还有一块矩形木头，以便狄更斯上身前倾时可以把右手或左手手肘搁在上面，而他也经常这么做。他朗读时通常都站在讲桌左边，根据我过去在伦敦看他朗读的经验，他偶尔会有点儿孩子气地突然往前倾身，右手手肘搁在那块木头上，表达力十足的左手在空中比画着。这么做的目的是让观众感受到跟他之间一股更私人、更亲密的联结。

此时狄更斯清清喉咙，我离开讲桌走下舞台，换他站到讲桌后面，用当晚准备表演的几个片段测试音效。我走到楼上包厢最后一排，跟多尔毕坐在一起。

“老大用他的圣诞故事《马利高德医生》当开场表演。”尽管我们离狄更斯很远，多尔毕还是压低声音说话，“可惜观众反应不够热烈，至少没让老大满意。我应该不必提醒你他是个终极完美主义者。所以他换成其他接受度比较高的作品：比如《董贝父子》里保罗死亡那一幕，还有《尼古拉斯·尼克贝》里的史贵儿先生、太太和小姐的场景；《匹克威克外传》的审判场景；《大卫·科波菲尔》里的暴风雪；当然还有观众永远听不腻的《圣诞颂歌》。”

“是啊，确实听不腻。”我淡淡地说。我发现自己对所谓的“永远听不腻的圣诞故事”有一股前所未见的鄙夷。我还注意到多尔毕悄声说话时不会结巴，多么古怪的恼人病症呀。想到恼人病症，我从口袋里掏出装着鸦片酊的随身小酒瓶，喝了好几口。“很抱歉我不能请你喝这个，”我用正常音量对多尔毕说，一点儿都不担心狄更斯正在遥远的舞台上背诵这段或那段故事，“是药水。”

“我完全了解。”多尔毕低声说。

“《马利高德医生》竟然不受欢迎，我很意外，”我说，“我们刊载那篇故事的圣诞节特刊卖出了超过二十五万本。”

多尔毕耸耸肩。“现场有笑声也有泪水，”他轻声说，“可是老大觉得笑声和泪水不够多，而且没有出现在最恰当的时机。所以他不再用那一段。”

“真可惜，”我一面说，一面感受鸦片酊进入体内时那股轻松暖意，“狄更斯排练了三个多月。”

“老大什么都排练。”多尔毕低声说。

我不太确定自己对多尔毕称呼狄更斯“老大”这件事有什么想法，狄更斯本人似乎很喜欢。根据我的观察，狄更斯非常中意这个高大魁梧的结巴熊经理。我当狄更斯的至交好友已经不下十年，如今我十分肯定这个平凡无奇的戏剧从业人员正在慢慢取代我的地位。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在鸦片酊带来的清明思路下——意识到我、福斯特、威尔斯、麦克雷迪、多尔毕和波希只是一群小行星，争先恐后地抢夺最靠近须发花白、肠胃胀气、满脸皱纹、日渐暗淡的太阳狄更斯的轨道。

我不发一语起身走出戏院。

原本我想回旅馆。我知道狄更斯表演前会回旅馆休息几个小时，可是那段时间他会自我封闭，等到漫长的朗读夜结束后，他才会跟人说话。我发现自己在伯明翰被煤灰覆盖的阴暗街道上游荡，纳闷儿着自己为什么在那里。

八年前，也就是1858年秋天，我陪着狄更斯像傻瓜似的北上疯狂追逐爱伦·特南(狄更斯说我们要为一本共同创作作品《两个懒散学徒的漫游》搜集资料，我信以为真)，差一点儿在卡里克山丧命。回到伦敦之后我决定往剧本创作发展。前一年我的《冰冻深渊》大放异彩，名演员费德列克·罗伯森买了我更早的剧本《灯塔》(正如《冰冻深渊》，狄更斯也曾演出此剧)。1857年8月10日这天，我成为专业剧作家的梦想终于实现。狄更斯跟我一起坐在作者专属包厢里，跟所有观众一起鼓掌。我坦承在掌声雷动过程中起身鞠躬致意。不过，“掌声雷动”也许有点儿形容过当，观众的掌声听起来更像是出于礼貌而非热情。

《灯塔》的剧评同样客客气气，语调温和。就连《泰晤士报》一向温和的约翰·奥森佛德也写道：“吾人不得不做此结论，《灯塔》一剧尽管有诸多优点，却比较像是戏剧性的逸闻趣事，而非真正的戏剧。”

尽管外界评语不冷不热，1858年我还是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套句当时我跟狄更斯都常用的语词——耗尽脑力撰写剧本。

当时狄更斯的儿子查理刚从德国回来，谈到法兰克福一个叫“死屋”的恐怖地点，这激发了我的灵感。我马上动笔，一口气写成一部叫“红色药瓶”的剧本。剧中的两个主要角色分别是疯子和下毒的女人(我向来对毒物和下毒者很着迷)。《红色药瓶》的主要场景就在“死屋”里。亲爱的读者，坦白说我认为这样的场景和布景奇妙至极，满屋子都是盖着床单躺在冰冷石板上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根手指缠绕绳线，线的另一端往上连接到一个挂在上方的铃铛，以免某个“亡者”还没死透。这幕阴森场景会勾起我们对于遭到活埋或遇见活死人这类事情的最深沉恐惧。

我撰写剧本前先跟狄更斯分享构思，写成之后还念了几段给他听，但他都没说什么。不过，他倒是去了一趟伦敦的精神病收容所，搜集一些能够让我剧本里的疯子角色更具说服力的细节。在《灯塔》里有杰出表现的罗伯森答应在奥林匹克剧院演出那个疯子角色。看排演时我非常开心，所有参与的演员也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剧本无比精彩。他们都赞同我的论点：虽然伦敦的观众已经变得迟钝又莫衷一是，一剂强心针或许可以唤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