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名字——藤田组伪钞事件 - 14 -（第2/2页）

以上事实是否说明，贰圆假钞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民间流通过？也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所有假钞都混入了各地向大藏省出纳局送缴的租税现金中。

⑥关于石版印版印制假钞以鉴别真伪。

关于这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前面提到的《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中讲到用石版印版印制假钞的事情。记得当时您也讲到这个事情，后来我又读了原文中的相关记述，它是这样说的：“纸币寮下设的石版部门，原是为了作为一个‘假想敌’临摹铜版印版制成纸币赝品，并以此与雕刻部门、制墨部门以及印刷部门等共同探讨、研究，从而找出合理的防伪方法而设立的。”

然而，正像观看假钞的彩色照片时您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据称是从缴税现金中发现的贰圆假钞并不是采用石版印制的。您说得一点也没错，如果是石版印制的话，票面的图案一定会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印刷效果，不可能出现假钞上那种模糊的效果，而且线条和墨色也比较饱满。

于是我在想，既然纸币寮为研究防伪技术而采用石版印版印制纸币，会不会也雕刻一套铜版印版仿制出贰圆面值的“日耳曼纸币”，并用这个锻炼纸币寮的员工进一步提高其鉴别真伪的能力？此时，只要将从德国东福瑙曼公司送返的原版彩纹依样画葫芦再复制一套铜版就行了，和机械雕刻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将铜版由凹版转成凸版本，或者反过来将凸版转成凹版的方法，在前面提到的《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的第三章“采用电铸法将铜版逆版化”的技法说明中有所提及。这种逆版化的重复操作也是可能的。

这样的话，伪造国币用的铜版可以使用雕刻机雕出彩纹，彩纹分为票面正面的淡青色底纹和主图案为蓝色几何纹样两副印版，这样就可以进行双色印刷了。剩下是手工雕刻的部分。因为事先已用防蚀剂涂布，因此这些地方是空白的，运用上面讲到的逆版方法雕刻出彩纹，再将防蚀剂洗去，然后整面涂布防蚀剂，最后用雕刻针雕刻出菊花纹章、凤凰、双龙等主要图案，蓝版印版便刻制完成了。

接着再雕刻“明治通宝”的红版印版，再接下来雕刻“出納頭”骑缝印的下半部分，这些都是用手工雕刻的。如此，印制贰圆假钞正面所需的四种颜色的四副印版全部完成了。

票面背面的淡褐色底纹即使难以断定，但是票面的所有褐色应该全部都是仿刻的，虽然和真钞上的几何纹样十分接近，但还是略显粗糙，假如这部分也运用逆版技术将原版的彩纹全部复制下来的话，至少单单从背面来看，要想鉴别真钞假钞就变得非常困难了。手工雕刻出“大日本帝国政府大藏卿”圆形印的红版印版、“記錄頭”骑缝印下半部分的蓝版印版、い、ろ、は等分组编号以及一连串阿拉伯数字组成的深蓝色版印版，五色印刷的印版便告全部完成。

在此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手工雕刻的部分应该是故意刻得稍微粗一些的，而这正是鉴别真钞、假钞的要点。菊花纹章、凤凰、双龙是如此，大藏卿圆形印中间的蔓藤式图案之所以稍稍显粗，以及两旁的菊花的边缘稍显浅淡，骑缝印中的文字略微歪斜等，我认为也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甚至褪色的印刷油墨也是同样的原因。假如这些细处全都做得和真钞一模一样的话，那真钞、假钞可就极其难以鉴别了，恐怕非得拿显微镜来对比才能辨识吧。通过肉眼即可鉴别出真伪，这才是练习之要点。

一开始用来仿制伪钞的石版印版，后来用于印刷美术作品了，这恐怕也是由于假钞印制有了更加精致的铜版印版的缘故吧，所以才功成身退了。

无论是制版，还是印刷，我都一点也不熟悉，所以，以上所论谬误也许在所难免，但是整体来讲，我自认为八九不离十。

行文至此，我究竟想表达什么想必您已经十分清楚了。没错，我的结论就是，两千枚贰圆假钞，是纸币寮为防范国币被人伪造而专门印制出来借以锻炼鉴别真伪技能的仿造品，不知什么缘故却混入了向大藏省出纳局送缴的现金租税中。

这样的推测，完全可以将前面列举的①②④⑤各个疑问解释清楚，尤其是，大藏省出纳局局长将“发现”假钞向川路大警视做“通报”一事，非常引人深思。由此，您关于假钞是井上馨在德国下的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大胆推测，是从这位公爵大人的传记中得到的启示，对此我只能深表感佩，但是很遗憾，我无法赞同您的这一推测。

假钞在其他县送缴的税金中也有发现，而照当局的说法，是从神奈川县流入他县的，其实这一点正好露骨地暴露出当局的意图，即将伪造国币的“犯人”锁定为神奈川县爱甲郡中津村（旧熊坂村）的熊坂长庵。

关于伪钞事件，我的推测仅围绕假钞本身大致如上所述。至于萨摩藩阀与长州藩阀之间明争暗斗，利用伪钞事件作为权斗工具，我想您和伊田先生的见解肯定是切中肯綮的，不过这已经不是我的研究领域了。

最后我想补充一句，我一位祖上四代的女性亲戚，正是您当时提到的明治七年被录用为专门监督管理纸币寮女工的“目付”宫尾梅子，也就是在那前一年，即明治六年，因福冈县农民暴乱而殉职的纸币寮少属宫尾矫的遗孀。我之前也读过《得能良介君传》，因此在行刑资料馆听您讲述那些往事，感到格外亲切。

为了不使您产生误解，我还想申明一点，以上我的“推理”只是我个人的凭空臆想，既不代表宫尾梅子所言，也不代表她的后世子孙所言。我只不过偶然听亲戚中有人说宫尾梅子曾经受到过得能纸币头（后升任局长）的亲切关怀，对他深表致谢，至于得能纸币局局长是否与明治十二三年前后爆发的“伪钞事件”有关系，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情了。

在桦户行刑资料馆的半日至今令我难以忘怀，以至于拉拉杂杂给您写下如此冗长的信。最后谨祝您健康并创作顺利！

神冈麻子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