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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姆小姐为难地皱起眉头。

“他是个怪人。谁也摸不透他的脾气。他醉心于过去。要是有机会的话，他宁愿看一百遍从土包中出土的讨厌的古青铜刀，也不愿看一眼克里平[1]杀妻时用的刀。”

“哦，”我说，“我必须承认我赞同他的做法。”

克拉姆小姐的眼睛里流露出不解和轻微的蔑视。然后，反复说了几次再见后，她离开了。

“这姑娘不讨厌，真的，”关上门后，格里塞尔达说，“当然，非常普通，但这种高大活泼快乐的女孩，你不会不喜欢。我纳闷究竟是什么把她带到这儿来的。”

“好奇心。”

“是，我想也是。伦，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我等不及了。”

我坐下来，将上午发生的一切如实讲给她听，格里塞尔达则不时地用小小的感叹来表达惊讶和兴趣。

“这么说，闹了半天是安妮·普罗瑟罗干的！不是莱蒂斯。我们大家多么盲目啊！一定是马普尔小姐昨天暗示的事。你不这样认为吗？”

“是。”我说着，将目光移开。

玛丽进来了。

“外面来了几个人，自称是报社的。你想见他们吗？”

“不，”我说，“当然不。叫他们去找警察局的斯莱克警督。”

玛丽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把他们打发走以后，”我说，“你回来一下。我有事要问你。”

玛丽又点点头。

几分钟后，她回来了。

“摆脱他们可真费劲，”她说，“非赖着不想走。从来没见过这种事。说不都不行。”

“我认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烦恼。”我说，“玛丽，我想问你：你昨天晚上肯定没听到枪声吗？”

“杀死他的枪声吗？没有，当然没有。我要是听见了，肯定会进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但是——”我回想起马普尔小姐说的话，她听到枪声从“树林”里传出来。我改变了提问方式。“你听到其他的枪声了吗？比如，树林里的枪声？”

“哦！那个。”女孩想了一下，“是，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确实听到了。不是很多声，就一声。‘砰’的一声，很奇怪。”

“没错，”我说，“听到响声的时间呢？”

“时间？”

“对，时间。”

“说不准。下午茶过去之后很久。我只知道这个。”

“你不能说得再准确一点儿吗？”

“不能。我还有活儿要干呢，不是吗？不能老盯着钟表，再说，这么做也没什么用，那个钟每天慢三刻钟。把钟拨准、忙这忙那的，那怎么行啊，我从来搞不清时间。”

或许这就是从来不准时开饭的原因。有时太晚，有时又太早，令人摸不着头脑。

“是在雷丁先生来之前很久的事吗？”

“不，不久。十分钟，一刻钟，不会更长。”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问完了吗？”玛丽问，“我想说的是，烤箱里烤着一大块带骨头的肉，说不定布丁也快溢出来了。”

“好吧。你可以走了。”

她离开房间，我转向格里塞尔达。

“诱导玛丽说‘先生’或‘太太’是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吗？”

“我告诉过她。她记不住。别忘了，她是个粗俗的姑娘。”

“我很清楚这一点，”我说，“但粗俗的东西不一定永远粗俗。我觉得可以诱导玛丽从烹饪做起。”

“我不同意，”格里塞尔达说，“你知道我们能给仆人的钱少得可怜。一旦她变得能干了，会离开这里的。肯定的。去挣更多的工钱。只要玛丽不会做饭，举止粗鲁，我们就可以安心了，没有人会雇她。”

我感觉妻子的治家之道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全无章法，还是在一定的理性基础之上的。但雇一个不会做饭、习惯丢盘子、说起话来唐突无礼、令人不安的女佣是否值得，则有待商榷。

“不管怎么说，”格里塞尔达继续说，“你必须体谅她刚才的举止比平时更糟。普罗瑟罗上校把她的未婚夫关进监狱了，你怎么能指望她对他的死报以同情呢？”

“他监禁了她的未婚夫？”

“对啊，因为偷猎。你知道，就是那个阿彻。玛丽和他恋爱两年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

“伦，我亲爱的，你从来都不知道。”

“真奇怪，”我说，“每个人都说枪声是从树林里传来的。”

“我不认为有什么奇怪的，”格里塞尔达说。“人们常常听到树林里有枪声。所以，一听到枪声自然认为是从树林里传出来的。这次的枪声可能比平时更响。当然了，如果人就在隔壁，肯定会知道枪声是从房子里传出来的，但厨房的窗户在房子另一面，玛丽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

门又开了。

“梅尔切特上校回来了，”玛丽说，“那个警督也和他一起来了，他们希望你过去一下。他们在书房里。”

[1]哈维·克里平(Harvey Crippen,1862—1910)，美国医生，因毒杀并肢解了自己的妻子而被处绞刑。此案引起巨大的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