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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大门敞开着，艾莉森站在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怎么了？”她问道，“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说‘不要伤害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无法立刻回答她。我甚至无法呼吸。

“斯科特，说话啊！”

“孩子们……他们被……”我好不容易才逼自己说出了那个词……“绑架。”

“什么？”她尖叫道。

“这个人……他说……要我按照他的指示，判决一桩案子……他还说，如果我们报警的话，他们就要把孩子们的手指头……”说着，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双手，颤抖着举到了她面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剁下来。他让我们保持沉默。务必保持沉默，否则……”

我的心脏剧烈地抽动着。我发誓，我真的已经拼命呼吸了，但是全世界的氧气仿佛都不够用，就好像有一只巨大的手在无形中用力挤压我的胸腔一样。

噢，天哪，我不禁想道，我的心脏病要发作了。

呼吸。我必须呼吸。可是，无论我怎样不顾一切地挣扎，空气还是无法挤进肺里。我伸手拽了拽衬衣的衣领，一定是我把领口扣得太紧了。不，不对，是领带的缘故。肯定是领带勒住了我的脖子。

我把另一只手也抬起来，伸向脖子，试图解开领带，让血液能顺畅地流向大脑。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根本就没有打领带。

我的脸变得滚烫，突然之间，全身的每一处毛孔都开始冒汗。我觉得腿脚发麻，快要站不住了。

这时，艾莉森冲我大喊大叫：“斯科特，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叫他们被绑架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恍惚间看到她脖子上的血管都凸了起来。

“斯科特！”她一把抓住了我的肩膀，用力地摇晃着，“斯科特，回答我！到底怎么回事？”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艾莉森显然需要一个答案，她不停地捶打着我的胸口，疯狂地怒吼：“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她一直不肯罢休，双拳如狂风骤雨般击打在我的身上，最后我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然而，我刚抬起手来试图要阻挡她，她却颓然地跌坐在地板上，抱着膝盖啜泣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说着些什么，好像在说：“噢，天哪！”又仿佛在说：“我的孩子！”也或许这两句都说了，我听不真切。

我弯下腰，想拉她起来，虽然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但我只想先把她拉起来。结果，我非但没有把她拽起来，自己反而倒了下去。我先是单膝着地，然后是双膝。我觉得自己失去知觉了，眼角的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我跪在地上，发出了一声悲恸的呻吟。

大脑里某处尚在运转的部位依稀告诉我，假如我就这么死了，那也应该先躺下来。于是，我侧着倒了下去，接着慢慢地翻了个身，背靠地板。我望向天花板，艰难地大口喘息，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的脸依然涨得通红，脑袋也快要在滚烫的温度中爆炸了。我渐渐明白过来，这是大脑充血，不是大脑缺血。

在我身上发作的不是心脏病，而是恐慌。

心脏病会死人，但恐慌是死不了人的。虽然身体叫嚣着想抗议，但是我必须让它恢复正常的运转。我不能倒下，萨姆和爱玛需要我。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最需要我的时候。

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我手脚并用地爬起来，依靠墙壁的支撑站起了身。我茫然地把家里的大门关上，然后低头寻找我掉在地板上的手机。

我把手机捡了起来，开始在通讯录中查找号码。片刻之前，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于是挣扎着让自己拼命呼吸。而现在，我想救孩子的心情之强烈，跟垂死之人渴望生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你在干什么？”艾莉森问道。

“我要打电话给法警。”

身处法院时，美国法警署[1]负责保护我的安全。而当我离开法院时，我的安全则由联邦调查局负责。我的手机里没有存任何联邦调查局成员的号码，但是我有负责本地法院安全的法警署署长的号码。我可以打给他，而他可以帮我联系联邦调查局。

“什么？”艾莉森难以置信地又问了一遍。

“我要打给署长……”

艾莉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地上一跃而起，挥手打掉了我的手机。我看着手机在地板上滑过，最后停在了墙角。

“你疯了？”她大喊道。

“你怎么……”

“你不能给法警署打电话。”

“可是……”

“绝对不行。”她尖声说道。

“你听我说，艾莉[2]，现在我们需要救兵。我们需要接受过专门训练、懂得如何跟绑架犯沟通的人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联邦调查局。他们肯定有一些渠道能……”

“绝对不行！”她又重复了一遍，免得我第一次没有听清，“刚才打电话给你的人是怎么说的？！他不是说如果我们报警，就要剁手指吗？”

是的，然后是耳朵、鼻子。

“这些人显然也有自己的渠道。”她继续说道，“他们有技术，不仅能够伪造手机短信的发出源，而且还查到了你的手机号。他们特地赶在我刚到家后打来电话，这说明什么？他们正在监视我们！你想干什么？想看看他们是不是来真的？他们没在开玩笑，是认真的，懂吗？！他们有可能就藏在这片树林里……”说着，她指了指位于我们家房子和大路之间的那片约十英亩[3]的树林，“他们一旦看到疑似警车的车辆出现，不管车身有没有警察局的标志，只要他们产生怀疑，就会开始剁手指！我可不想收到装着孩子们身体某个部位的包裹！”

我的胃一阵抽搐。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轻举妄动害了孩子们，那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她说着说着，渐渐没了声音，仿佛被脑海中某些可怕的设想吓住了。沉默了一阵，她最后说道：“孩子们的小手是在我的身体里孕育出来的。”

这番话有效地结束了一切争论。我和艾莉森是现代夫妻，我们一直认为在抚养孩子方面双方应承担相同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一旦我们产生分歧，就能明显看出，我们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在涉及孩子的问题上，艾莉森才是最终决定者。

“好吧，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问道。

“我听见你刚才说‘斯卡夫朗’。他们想插手的案子就是这个吗？”

“对。”

“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庭？”

“明天。”

“那你就按他们的指示行事，不管他们提什么要求，你都分毫不差地照办不误，”她说，“等到了明天这个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