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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已经到法院上班了。我心里浑浑噩噩的，就像一场感情的宿醉。这个世界给我脆弱的心灵注入了太多种感受。就连窗外的天空仿佛也褪了色，一夜之间，对妻子生病的认知已经微妙地改变了我看待一切的目光。

也许我该感到一丝宽慰，因为艾莉森实际上并没有在背地里搞什么阴谋，也没有计划着要跟保罗·德雷瑟私奔，而且不论情况有多么糟糕，至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但是，真相带来的痛苦却完全淹没了这一丝宽慰。

我们曾面对的最大的健康危机就是我中弹的那一次。没错，当时确实是一片混乱、血腥可怕、触目惊心。但说真的，那只是肉体上的伤口而已。用非常简洁明了的牛顿物理学知识就能解释得清楚：一颗子弹以一定的冲力射中了我，将自身的能量转化到我的肉体上，在迅速冲出体外之前给肌肉和骨骼造成了伤害。甚至在我还没意识到自己中弹之前，伤口就已经形成了。同样地，康复过程也是非常机械的。整个治疗过程完全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虽然伤口很痛，但是我心里知道，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因此不免松了一口气。

这一回，情况要凶险得多。癌症就像一颗缓慢击中人体的子弹，整个过程也许会持续数个月乃至数年。癌症与人体相撞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无从得知伤口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最困难棘手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在癌症面前，没有定数，有的只是种种可能性。有的可能性还勉强可以承受，有的可能性却完全无法想象。有的人会跑去研究一些图表，觉得癌症患者能多活上五年或十年就不错了，可我实在无法理解这种想法。后来，还是艾莉森严厉地教训了我一番，提醒我我可是答应过要专心解决爱玛的事的，我这才逼着自己振作起来。

距听证会只剩下两天了，我手下的职员都忙得不可开交。虽然我上班的时间还跟往常一样，但等我到达内庭的时候，我却是到得最迟的人了。我也做出一副忙着准备的样子。

快到中午时，史密斯夫人打来了内线电话，我以为是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又对视觉辅助工具[1]的使用提出了疑问，或者是对于法庭的座位安排又产生了异议。然而，她说：“法官阁下，国会议员尼尔·吉思打电话找您。您现在方便通话吗？”

尼尔·吉思。

听到这个名字，我感到血压都瞬间升高了。迈克尔·雅各布斯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过去两周了，而我呢，由于身陷绝望，不免生出了一种天真的幻想，居然以为那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当然，”我说，“把他的电话接进来吧。”

我在布雷克手下工作了好些年，虽然从未跟吉思打过交道，但对他早有耳闻。他可以说是国会全体435个立法者中最正经古板的一个，他见解敏锐、注重细节，是个技术官僚，可以在发言的过程中全凭记忆直接引用国会预算办公室[2]的各项报告。我想起来，《华盛顿邮报》曾称他是一个“厚脸皮的书呆子”。他对火车模型十分痴迷，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星际迷航》[3]爱好者，甚至还会说克林贡语[4]。不过，你要是因此就小觑他，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在史密斯夫人将电话接入时，我不禁屏住了呼吸。等我意识到之后，赶紧缓缓地出了一口气。接着，吉思的声音就从听筒里传来了。

“上午好，桑普森法官。”他吐字清晰地说道。

“上午好，吉思议员。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您很忙，我也很忙，所以我就直入正题了：关于您在‘美国诉斯卡夫朗案’中下达的判决，有一些争议始终未能得到解决。我知道您周五那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听证会，所以我觉得在那之前把问题处理了比较好。”

“好的。”我说。

“由于时间有限，直接与您取得联系是最为便捷的方式，希望您能理解。”

“当然，没问题。”我故作镇定地说，其实头上已经开始冒汗了。

“太好了。您也知道，我的同事雅各布斯议员公开质疑了您对于斯卡夫朗先生做出的判决，这事儿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其实我明白，他这番热心举动并非全是为了呼吁司法正义，少说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吸引新闻媒体的注意。因此，我没有急于让司法委员会介入此事，而是先联系了您的首席法官拜尔斯先生，想更好地了解一下他为何决定不再追究此事。于是，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与一位名叫凯斯·布鲁姆的年轻人有关。”

他停顿了一下，等我说话。于是我便应了一声：“嗯。”

“拜尔斯法官显然觉得您讲的这个故事非常动人，不过我想了解得更详细一些。当然了，他不是当事人，所以并不清楚内情。于是，我便让我手下的一名职员去查询有关布鲁姆的案子，您知道他查到什么了吗？”

“不知道。”我说，我感到自己已经踏入陷阱，动弹不得了。

“什么都没有。在特区的法院系统里，根本就没有凯斯·布鲁姆的记录，没有认罪协议，也没有审判结果。在您为富兰克林议员工作的那段时间里，特区的法院记录中丝毫就没有提到过一个叫凯斯·布鲁姆的人。我们知道这件案子的内容不是保密的，因为您告诉拜尔斯法官说布鲁姆先生当时已经不是未成年人了。于是，我的职员便进一步联系了特区的检察署，结果他们那儿也没有跟凯斯·布鲁姆相关的记录。”

“哦？”我装作困惑的样子。我的手方才一直放在桌子上，此刻把手拿开以后，我发现桌面上留下了一个汗湿的手印。

“所以我就联系您了。请问您是否有布鲁姆先生的电话或电子邮箱？”

“呃，没有。我们……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我记得我也跟拜尔斯法官这么说过。”

“我明白了。不过，您肯定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吧。比如他上的是哪所大学？或者他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哪所高中？或者您是否能说出他家人的名字，可以通过他的家人找到他？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些信息绝不会见诸媒体。我对于在电视新闻上露面是毫无兴趣的，我只是想确认布鲁姆先生的存在，并且考察一下他的经历是否跟您向拜尔斯法官所描述的一样。”

我拿着电话听筒，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我拼命想编出点儿故事来摆脱困境，但是却无能为力。不管我再捏造出什么样的谎言，一定会被轻易揭穿的，因为吉思会紧咬住这件事不放。而且，此刻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连一句临时搪塞的话都想不出来。

“您现在不说话，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凯斯·布鲁姆这个人，对吗？”吉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