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电话吵醒了我。我像潜水者奋力探头呼吸般，挣脱睡梦。
我坐起来，眨眨眼想喘口气。电话仍然在响，我不清楚是谁在制造那个可恶的声音。过了会儿才明白过来，去接听电话。
是钱斯。“刚看到报纸。”他说，“你觉得呢？跟杀金的是同一个人吗？”
“给我一分钟。”我说。
“你在睡？”
“现在醒了。”
“那你一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又有一起杀人案、这回在皇后区，有个动过变性手术的站街女郎被大剁八块。”
“我知道。”
“你还没起床，怎么知道？”
“我昨晚去过那儿。”
“到皇后区？”
他听来一副肃然起敬的样子。
“到皇后大道。”我告诉他，“跟两个警察去的。是同一个凶手。”
“你确定？”
“我在那儿时，他们还没整理好医学证据。不过没错，我确定。”
他想了一下：“那金只是运气不好喽。”他说，“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也许。”
“只是也许？”—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从茶几拿起手表。将近中午。
“人总难免有倒霉的时候。”我说，“至少我是这么想。昨晚一个警察告诉我，我的问题是太固执。我手上只有一个案子，所以才一直咬住不放。”
“然后呢？”
“他或许没错，但还是有些事情说不通。金的戒指下落如何？”
“什么戒指？”
“她有枚绿宝石戒指。”
“戒指。”他说，然后想了一下，“是说金有那枚戒指吗？我想是吧。”
“那戒指怎么了？”
“不在她的珠宝盒里吗？”
“盒里那枚是纪念戒指，她家乡一所高中发的。”
“噢，对。我记得你讲的那枚戒指，很大的绿宝石，像是诞生石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她哪儿拿来的？”
“花花绿绿的糖果盒里拿的，应该。记得她说过是她自己买的。那不过是垃圾罢了，老兄。一块绿玻璃而已。”
将酒瓶砸碎/在她脚边。
“不是翡翠吗？”
“开哪门子玩笑，老兄？你知道翡翠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
“比钻石值钱哪。戒指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嗯，也许不重要。”
“你下一步怎么做？”
“不知道。”我说，“如果金是被随意杀人的疯子砍死的话，警察来办会比我高明得多。但有人警告过我不准插手，还有个旅馆前台人员被吓得卷了铺盖，而且有个戒指不见了。”
“也许这些都没啥意思。’
“也许。”
“桑妮的纸条不是提到，有只戒指把谁的手指变绿吗？也许那戒指太过廉价，把金的手指变绿，所以她随手就把它扔了。”
“我不认为桑妮是那个意思。”
“那她是什么意思？”
“这我也不知道。”我吸口气，“我想把甜心·布卢和金·达基嫩连在一起，”我说，“希望能连上。如果办得到的话。或许我就可以找到杀死她们的凶手。”
“也许。你明天会参加桑妮的葬礼吗？”
“我会去，”
“那我能见到你啦。也许结束后我们可以谈一下。”
“好。”
“嗯。”他说，“金和甜心。她们能有什么共同点？”
“金以前不是在街上拉过客？她不是在长岛市拉客时被逮过一次？”
“多年前。”
“她有个皮条客叫达菲，对吧？甜心也有皮条客吧？”
“可能。有些流莺是有，不过大部分没有，就我所知。也许我可以打听看看。”
“也许你可以。”
“我好几个月没看到达菲了，曾听说他死了。我会四处问问，不过很难想象，金这样的女孩跟长岛来的小犹太皇后①会有什么共同点。”
犹太皇后和牛奶皇后，我想着，然后想到唐娜。
“也许她们是姊妹。”我说。
“姊妹？”
“骨子里。”
我想吃早餐，但到了街上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买早报，而且我马上发现拿它配培根煎蛋大有问题。“旅馆开膛手又开杀戒”，头条标题耸人，配上大字照片说明，变性流莺在皇后区被屠。
我折起报纸，塞在腋下。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想做什么，看报还是吃饭，但我的脚为我做了决定，做了第二个选择。我走过两条街，才发现我正朝着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走去，看来我是想赶上十二点半的聚会。
管他的，我想。他们的咖啡不比别处差。
我一小时后离开那儿，到百老汇大道一家在拐角的希腊咖啡店解决早餐。我边吃边看报，现在我好像已经无所谓了。
报纸讲的我大概都已知道。据报导，受害者住在东村，我不知怎么以为她住在隔条河的皇后区。加菲倒是提过弗洛勒尔帕克区，就在穿过州界后不远的拿骚县内，显然她是在那里长大的。据《邮报》说，她的父母几年前死于飞机失事。马克·萨拉·甜心唯一活着的亲人是她哥哥，阿德里·布劳斯坦，他做珠宝批发生意，住在福理斯特希尔，办公室设在西四十七街。
他仍在国外，目前还没人通知他甜心的死讯，他弟弟的死讯？还是他妹妹的？对变过性的亲人该怎么称呼？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会怎么看待变成妹妹的弟弟一个晚上连接数位嫖客？甜心·布卢的死对阿德里安·布劳斯坦有何意义？
对我又有何意义？
任何人的死都损及于我，因为我与全人类息息相关。任何人的死，任何男人、女人、变性人的死。但他们的死真的损及于我吗？我是真的关心吗？
我可以感觉到点三二的扳机在我指下颤动。
我又点了一杯咖啡，读起另一则报导：有个年轻的士兵休假回家，在布鲁克林路边篮球场和人临时玩起斗牛。某个观赛者的口袋掉出手枪，落地时走火，子弹击中这名年轻的士兵，他当场毙命。我从头到尾又看一遍这个报导，坐在那里摇了摇头。
又多一种死法。老天，还真有八百万种死法，不是吗？
当晚八点四十我溜进苏荷区王子街一家教堂的地下室。我盛杯咖啡，找位子时，环视房内看见简坐在哪里。她坐前排靠右。我坐后排，靠近咖啡机。
演讲的女人三十多岁，酗酒十年，最后三年浪迹在充斥廉价酒馆、旅社的鲍厄里街靠乞讨和擦车窗买酒度日。
“就算在鲍厄里街，”她说，“也有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人。有些人随身携带刮胡刀和肥皂，我马上被吸引到另一批人中间——那些人从不刮脸，不洗澡，不换衣服。我脑袋里有个小声音在说：‘丽塔，你跟他们臭味相投。’”
休息时间，我在简往咖啡机走时拦住她。她似乎很高兴看到我。